这两个难题伴随中国两千年极权体制始终。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才创造出了一个个王朝“兴也勃，亡也忽”的历史循环。
极权体制下监察制度的最大弊病是一切监察权力来源于君主，君主才是最高的监察者，无论多么庞大的监察体系对君权及君权衍生物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做到“臣权制约”和“君权制约”相辅相成，政体才能实现动态稳定。君主制大框架下，“君宪体制”是迄今唯一有效的办法，近代西方君主国家在艰难中完成该转型。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最高统治者也发现了这一“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秘诀，但为时已晚。
对于第一个难题，即“谁来监察监察者”，宋代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有限经验，但由于无法走出极权窠臼，对地方监察控制过严，以致牺牲了地方的发展积极性，不能形成帝国有效合力，正所谓“强干弱枝”，两宋在艰难延续320年后走入历史。
至于“一放就乱”，极好理解，汉、唐两个最为灿烂的王朝即亡于此，原来的监察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蜕变为行政官员之后，则意味着监察力量的彻底消亡，不可逆转的地方离心力就会蜂拥展现。“一抓就死”则集中表现为监察机构层出不穷被设置，而后迭次实效，不仅基本的肃贪功能无法实现，监察官员更有可能沦落政治斗争的工具，整个官僚体制滑入准死亡的腐烂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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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监察制度的黄金时代——宋
宋代官制大体延续唐代。在监察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经济审计工作较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主管经济事务，是北宋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取代了尚书省诸多职务，是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统。每司都对应设置有“勾院”，是对各司进行经济审计专门机构。如果说唐代的经济审计工作还是在每一机构内部由副职官员分管的话，宋代则建立起了独立审计机构。
对于地方势力的监察力度也逐步加强。唐代的“道”是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遣的单一监察体制，而宋代“路”级监察不仅有了固定机构，而且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多部构成。严密的监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官僚腐化、地方分裂的趋势，但是又束缚了地方自主性。有宋之弱，不是因为兵不多、将不广，或财税不丰，而是因为各级各部门受到体制性束缚;对外则表现为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君权制约方面，宋代不少君主对贞观之治中的做法全面继承，并且在两宋具有连续性和习惯性。宋太宗建立起比唐代更为分工明确的专职封驳机构，规定所有君主的一切诏书都要经过“通进、印台、封驳司”审核。
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擢升张尧佐为三司使，舆情大哗;知谏院诸员联合上书，弹劾张尧佐：“乃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
张尧佐何许人?《宋史》载：温成皇后之伯父，举进士。任地方推官时，辖内有道士与商人夜饮，商人暴卒，道士逃，为巡逻者获，牵连百余人。尧佐复审，明其冤。后知诸县，因地少人多，田讼频繁，张尧佐为正其疆界，制订条款，教育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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