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又在《蒙以养正赋》中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象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终“内守朴忠，外修景行”(《苏州谢就除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谏言无忌，进退自如而操守过洁，使他在当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责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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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确实爱名，但他爱的是竭诚报国之名，爱的是经纶济世之名，爱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为他爱名如宝，雪操冰心，注定了他无论是重用为股肱之臣，还是贬谪为偏远小吏，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邠州谢上表》)。唐末五代以来，冯道、范质之辈充斥于朝，不以国破君亡为耻，反以连任“贰臣”为荣。尤其是冯道，历五朝四姓十主而钓台稳坐，自命“常乐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风沿袭五代，积习难改，士大夫不顾廉耻、不守节操、曲学阿世者不乏其人。范仲淹作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他满怀至诚，固执大道，认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怀可卷而节不可降”(《上张右丞书》)，他誓言“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和并州大资政郑侍郎秋晚书事》)。正因为名节和操守的坚持，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庭，“三黜专城”依然救民于水火，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朱熹对他给当朝士风的精神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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