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城管立法也很有些历史，宋之前的唐朝，《唐律》规定，凡侵占大街小道、栽种植物者，都要处以杖笞之刑，还得恢复侵占前的原貌。而对扰乱城市秩序者，处罚更严厉：“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伤人，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可以看出，宋代城管法延续了部分唐代城管法。
当然，古代城管法最狠的是明代，《明会典》除了规定对占道经营、乱丢垃圾进行严厉处罚外，就连随地大小便被抓住了，也可能“枷号一个月发落”，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宋朝曾禁止破墙开店
唐、宋城市化进程很快，但跟唐朝不同的是，宋朝是一个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唐朝实行严格的坊市制，老百姓要想破墙开店，那是坚决不允许的。但北宋的首都汴梁，坊墙已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宋朝首都兴起。
当然，这种转变有个过程，北宋初年，商人们破墙开店也是被禁止的，那时城管的重要工作是拆迁违建，但蓬勃发展的商业态势无法逆转，而且能给政府带来可观税收，于是政府以人为本，对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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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重商社会，商人地位较之历史上各朝各代上升较多，一些做小本买卖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比如《水浒传》中武大郎，靠沿街卖饼，也能养活自己与一个漂亮老婆。
“面子”与“肚子”的平衡
应该说，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寻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能保护市民社会的繁荣，又能维护城市的秩序。占道经营是古往今来的城市管理痼疾，宋朝的政府部门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这个规定在《清明上河图》中还可看到：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如此一来，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公共交通。就这样，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在城市“面子”与老百姓的“肚子”中，找到了平衡。
更重要的是，宋朝皇帝很务实，不会让下属搞文明城区评选，更不会把街面整洁、小贩禁绝作为评选标准，而下属们也不会在领导出来的时候，像今天一些地方搞些“遮羞墙”什么的。
史载，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封路，更没让人拓宽街道，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凑合”的皇帝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城管，形象当然比今天的同行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