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一种反权力武器
谣言的传播有放大和变形的效应，这个过程，其实美国心理学家早就用实验印证过：“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因为，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对谣言的“加工处理”之中，起着添油加醋的作用，使传言在口耳相传中不断被放大和走形，偏离最初的原样。
因此，谣言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个贬义之词，散布谣言者是无知的，可疑的，没有根据的，反常的。但是通过考察以上列举的谣言及其传播可以看出，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含有张之洞所说的盲目轻信的原因，为什么是盲目轻信所致呢？就是因为无知、盲目排外的中国人不能理解西方以及西方文明，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人们之所以无知，又往往与清廷钳制思想言论，实行愚民政策有关，既是如此，当局必然对民众实行十分有限的信息公开，导致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无知加渠道堵塞，谣言就像漫出大堤的水四处流动，无孔不入。当如水的谣言越来越高涨，就形成谣言之灾，成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反过来冲击钳制民众的这个制度大坝，力量强大之时，甚至可以将制度大坝冲垮。
通过考察上面列举的谣言，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影响大、传播广的谣言，不只是无知愚昧那么简单，它往往是有很坚实的社会基础，或是契合了某种社会要求的。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这样的谣言，很荒唐，但它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是因为确实有一些洋人、传教士凭借领事裁判权，骄横已久，包庇华人教徒，把教士、教徒搞得像优等人，民间滋长了一股反洋人、反洋教的心理，只要是适合于用来反洋人、反洋教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谣言还是事实，都会被民众相信，被利用，哪怕是以假当真。
谣言被信以为真，而当局的辟谣鲜有人相信，这说明当局的公信力已濒临破产。这是因为，民间对洋人、洋教的反抗经常得不到政府的呼应，其权威已严重下降，信任度急骤下滑。事实正是这样，此时的清政府对洋人基本上言听计从，对传教士的霸道行为一味姑息，洋人、洋教的权力越来越大，晚清虽然还维系着皇权统治，但公信力岌岌可危。当一个政权的公信力岌岌可危之时，同时意味着由这个政权维系的社会秩序也在一点点被打破，社会开始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晚清时期，这种无序表现为社会转型，重大变迁，列强侵略，政治衰弱，矛盾突出，社会动荡，纲纪败坏，人们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心理状态，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恐惧，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这正是谣言滋生的绝好温床，这下十分吻合美国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纳普，对战争中流行的谣言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一个结果。
谣言既是社会失序的结果，同时谣言也会成为重构社会秩序的推手。这样，谣言从一个结果变成一个原因，即谣言是社会无序的结果，可谣言会导致更大的无序，并以更大的无序来重构有序。当局对于谣言的处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处理得当，会为当局的公信力加分，而稍有不慎，则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直接摧毁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来重构新的秩序，这样，谣言又将减少。
在这个过程中，谣言变成了一种反权力“话语”，它是反权力者有意或无意地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来反对官方的话语，官方支持的，它就反对；官方反对的，它就支持；官方没有说没有做的，它说官方既说又做，这就是制造谣言。这样的谣言因为获得很多人的信任而变成一种反权力力量，而这正是革命造反者最需要的。比如我们知道，革命党在反清的过程中往往不惜制造、传播谣言来反政府，革命党办的报纸为了“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甚至公然变成造谣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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