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办的《苏报》可称“造谣先锋”，时不时造满清的谣。曾担任该报主编的章士钊在后来写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认：《苏报》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然“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有之……更离谱的是，《民立报》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中说：有人看见张勋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北洋军阀虽然面目可憎，但还不至于可憎到明目张胆地以吃人心下酒的离谱地步，如此大胆地造谣传谣实属惊人，已经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对这种造谣传谣的事，革命党人不认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认为是“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他们把造谣和传谣当成一种反权力的手段，当成革命的“美谈”。
客观来说，这些谣言有利于煽动民众起来反清，但这毕竟是用一种不文明的手段来反对不文明，是以弄虚作假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反映出革命党缺乏深入民众做思想启蒙的耐心，希望用一次革命来成就政治理想，这就已经决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变”的，但社会最坚实的专制土壤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些手段或可收一时之功，终究会贻害无穷，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革命胜利的果实终究守不住，后来被袁世凯拿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即便这样，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谣言确实是一种反权力——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谣言直接对掌握、裁决信息的当局发出挑战，用一种非真实的话语要求当局开口说话，用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来挑战当局的话语公信力和权力合法性，这样就构成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发话就发话，信息也需要进行公平的竞争，你在信息的竞争中失败，也会成为输者。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当当局对某一事件（如地震、传染病）讳莫如深，谣言反而纷起，它逼使政府回应事件，公布真相，某种程度上是要打破当局对信息的垄断，否则，民众就只有沉默无声了。
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来说，如果当局像《汉口中西报》所说的那样，站出来表明态度，说是只抓捕惩罚起义领导者，其他人既往不咎，应该可以息谣言以镇人心，而不是闷声不响，跟革命党玩谣言攻心战，谣言或许不会产生，即便产生，也不会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正是当局隐瞒了信息，小小的谣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权的地步。
但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专制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到保障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怎么可能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呢？那样一来的话，岂不是要将“皇帝的新装”大白于天下？自己那一套巩固政权，愚弄民众的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它必然会处处阻扼谣言的生产和传播，要求民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又因为民众的无知和信息渠道不畅而无法做到。这样，在专制之下，谣言永远无可消除，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的武器永远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其巨大威力来。
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谣言，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让谣言变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光靠“谣言止于智者”是不够的，因为智者总是社会的少数，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地靠自己的智慧来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与科学才能止息谣言，因为民主对症专制，科学对症愚昧。专制制造愚昧的事实告诉我们，唯有实行民主，权力得到约束，思想言论自由，信息渠道畅通，社会透明公开，才可能让科学和知识普及民众，而被科学和知识普及的民众才会更加坚定地追求和保护民主。这样，谣言无处藏身，也就走出了谣言如毒瘤一般长在社会身上的怪圈。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