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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究竟有1枚还是1000枚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一直担心可能发生核武奇袭，中情局一直安抚不了他的心。1953年6月5日，艾伦·杜勒斯在国安会上告诉他，中情局无法“透过情报渠道给他任何苏联突击的预警”。几个月后，中情局提出大胆猜测，认为苏联在1969年之前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事实证明，这个估计与事实整整相差了12年。
1953年8月，苏联首次试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不是热核弹，可也差不多了。中情局毫不知情，遑论预警。6个星期之后，艾伦·杜勒斯向总统简报苏联试爆情况，艾森豪威尔拿不准是否该抢先对莫斯科发动全面核武器攻击。艾森豪威尔表示，看来“抉择时刻已到，我们很快就得面临是否立即全力攻击敌人的问题”，国安会备忘录如是记载。“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可怕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徒然对敌人的能力不寒而栗，这毫无意义”，尤其是在美国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有1枚还是1000枚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全力维护一种生活方式，但这其中有很大的风险，亦即在维护这种生活方式时，我们赫然发现自己正诉诸危害这种生活方式的手段。总统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规划出对付苏联威胁的方法，且在必要时加以控制，避免让我们变成要塞国家。总统说，这是件两难的事。”
艾伦·杜勒斯提醒总统：“俄罗斯人很可能明天就对美国发动原子弹攻击。”艾森豪威尔的回答则是：“我认为这里没有谁会觉得，打赢一场反苏全球战争的代价高到我们无法负担。”但这种胜利的代价可能是让美国制度毁于一旦。总统指出，参联会告诉他：“即使结果会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我们可以征服全世界……只要我们愿意实行希特勒的政体。”
艾森豪威尔原以为秘密行动可以处理这个两难问题，但东柏林的一场激战却显示，中情局没有能耐和共产主义正面交锋。1953年6月16、17日，近37万名东德人走上街头，数千名学生和工人暴力攻击压迫者，他们焚烧苏联和东德共产党大楼、捣毁汽车、试图阻止压扁他们精神的苏军坦克。暴动规模之大，中情局始料未及，也毫无办法拯救反抗人士。威斯纳原想要武装东柏林人，几经思量，还是踌躇不决。他旗下的解放军毫无用处。他在6月18日这天表示，中情局“此时不宜妄动，以免激起东德人进一步行动。”暴动后来被镇压下来。
隔了1周，艾森豪威尔下令中情局在东德和其他苏联卫星国家内，“训练及武装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突击或长期战争的地下组织”。命令还要中情局在沦陷国家内“鼓动铲除傀儡官员。”所谓铲除，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别无他意。然而，这项命令不过是无意义的表态罢了。总统已逐渐知悉中情局能耐有限。同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召集他在国安方面最信赖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凯南、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以及退役空军中将詹姆斯·杜立德（1942年率队轰炸东京的军官）等人在白宫日光浴厅开会，请他们重新拟定对抗苏联的国家战略。在“日光浴计划”方案的最后，透过秘密行动压制苏联的构想历时5载，寿终正寝。
总统开始试图改变中情局的运作方向，让中情局到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殖民帝国垮台的地方去打击敌人。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中情局在48个国家进行过170次大型秘密行动——美国间谍在对当地文化、语言或民族历史不甚了解的国家，执行政治、心理和准军事战。
艾森豪威尔在和杜勒斯兄弟私下聊天的时候，往往会作出秘密行动的初步决定。通常是艾伦向哥哥提出运作方案，再由福斯特在椭圆形办公室喝酒聊天时向总统开口。福斯特带着总统的批准和告诫，回头找艾伦：别让人逮着了。兄弟俩就在各自的办公室、电话中、周日游泳池畔，或是和同为国务院官员的妹妹伊莲娜对话中，敲定秘密行动的走向。福斯特坚信，美国必须竭尽所能，改变或消除不公开与美国结盟的政权，艾伦由衷附和。于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赞同下，两兄弟开始重绘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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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的人掌握大权
艾伦·杜勒斯从上台伊始就广为结交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拉拢参众议员，讨好报纸专栏作家，全力打造中情局的公众形象。b他发现，知名度远比审慎的沉默更加管用。
杜勒斯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全国顶尖周刊的老板保持密切联系。他拨通电话就可以更改突发新闻，把不满意的海外特派员调离岗位，或让《时代》杂志柏林分社主任与《新闻周刊》驻东京人员为其所用。对杜勒斯而言，向媒体提供新闻就是他的第二天性。当年，被多诺万管辖的战时宣传机关“战争新闻处”的退伍军人主导了美国大部分的新闻媒体。响应中情局电话的人则包括亨利·卢斯和他旗下的《时代》《生活》《财富》等周刊，以及《大观》c《星期六评论》和《读者文摘》等人气杂志的主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最有权力的主管等。杜勒斯所建立的公关与宣传机器，包含50多家新闻机构，10多家出版公司，还有阿克塞尔·斯普林格（西德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大亨）之流亲口保证全力支持。
杜勒斯希望外界他把当做专业谍报机关的高明大师，新闻界也尽职尽责地塑造这种形象。要知道中情局档案说的可是全然不同的故事。
杜勒斯与副手每日例会的备忘录中，把中情局刻画成一个从国际危机摇摇晃晃走向内部丑事连连的机关：酗酒浪荡、中饱私囊、集体辞职。中情局官员杀了英国同行，面临杀人罪审判，该怎么处理？瑞士工作站前站长为什么自杀？秘密行动没人才，怎么办？新任监察长柯克帕特里克成了中情局坏消息（人员、训练和表现不佳等等）的传信人，他提醒杜勒斯，中情局在朝鲜战争期间聘用的好几百名老练军官辞职，而且“极其明显的是，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对中情局极不友善的态度离开的”。
战争末期，有一拨中下级官员有感于总部低落的士气，于是申请并获准进行内部民调。他们访问了115名中情局人员后，写了一篇翔实的长篇报告，并在杜勒斯就任满1周年时完稿。他们提到“一个急速恶化的情况”：官员普遍感到灰心、迷惘和没有目标。聪明的爱国之士带着海外服务前景——“彻底的假象”——步入中情局，然后就被扔到没有出路的职位上，当个打字员或传信人。
几百名驻外人员回来后在总部闲晃了好几个月，想找点新任务却没有结果。他们报告说：人事怠惰对本局所造成的伤害，已呈等比级数而非等差级数升高。每流失1位因不满或灰心而离去的良才，很可能意味着中情局失去了再次聘请2～3位（具有相同教育、专业或社会背景的）好手的机会……这造成的伤害可能无法弥补。
中情局的年轻官员面对“太多身居要职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眼睁睁看着“惊人数额的金钱”浪费在失败的海外任务上。威斯纳手下的一位主事官写道，他所经管的业务“大多效率不彰且所费不菲。有些业务目标根本不合逻辑，更别说合法了。因此，为保护内外勤的工作与声望，总局的任务说得好听点就是粉饰业务预算，以及利用夸大的报表来制造正当化的借口”。他们的结论是：“中情局充斥着庸才，甚至更不堪的人。”
在这些年轻官员眼里，中情局是个自欺欺人的情报机关。他们笔下的中情局是无能的人掌握大权，而真正有能力的新人却被堆在走廊上当柴烧。
艾伦·杜勒斯压下他们的报告，依然故我。43年之后，1996年一份国会调查报告的结论说，中情局“持续面临重大的人事危机，迄今未见任何连贯的方法去处理……今天中情局合格的主事官仍然不足，全球各地仍有许多工作站编制悬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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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黑脸的人
艾森豪威尔想把中情局塑造成有效的总统权力工具。他设法透过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好好整顿中情局指挥结构。艾森豪威尔当选之后，史密斯将军原指望自己会获提名为参联会主席，怎料艾森豪威尔决定要他当国务次卿，令他错愕不已。在史密斯眼中，福斯特·杜勒斯是个爱说大话的人，因此说什么也不愿当他副手。但艾森豪威尔希望他，也需要他在自己和杜勒斯兄弟之间当个公正的中间人。
史密斯把气出在老邻居尼克松副总统头上。尼克松还记得，将军不时来访，“两杯黄汤下肚后就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也比较随便……记得有一晚我们喝了点威士忌，史密斯情绪一来便说道：‘我向你说件事……我只是艾森豪威尔的小打手……艾森豪威尔得有个人帮他做自己不想做的肮脏事，让他可以摆出好人的样子。’”
史密斯帮艾森豪威尔监督秘密行动，担任白宫和中情局机密业务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他是新成立的“行动协调会”的主力，负责执行总统和国安会的秘密命令，监督中情局依令执行，并亲自挑选驻外大使在执行这些任务上扮演核心角色。
在史密斯担任总统的秘密行动监督的19个月里，中情局只做了两项在中情局史上列为大成功的政变。解密的政变记录显示，成功是靠贿赂、胁迫和暴力，而不是依赖隐秘、窃密和诡计。尽管如此，他们却创造出中情局是民主军火库里的一颗银弹的传奇，使该局获得了杜勒斯梦寐已久的光环。
本章注释
a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随即发动和平攻势，也就是进行粗糙、揶揄，但往往很有效的宣传活动，试图让世人相信，克里姆林宫已师法正义与和平的理念，而中情局竟然没有反击。艾森豪威尔得知后也非常不高兴。
b 与中情局合作的新闻媒体不胜枚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史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赫斯特报业集团、柯普莱新闻社、迈阿密先锋报等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因为1953年时美国各报新闻都是由搞战争宣传的老手操控。1977年10月20日，卡尔·伯恩斯坦发表在《滚石》杂志的“中情局与媒体”一文中，虽做了相当删节，但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许多报道二战的记者都与（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站在同一边。战争结束后，很多战情局官员进了中情局，这些关系自然也就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刚入行的战后第一代记者，也都和前辈们具有相同的政治与职业价值观。”
c 包括《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在内的数百家报纸，会用《大观》作为自己的周日副刊而随报发行，《大观》本身的编辑运作则是独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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