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一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同时，又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联结，成为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报纸、学校和学会塑造读书人“想象的共同体”
对清末民初读书人来说，交朋友的重要时间节点或许并不在1840年，也不在1911年，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相较前几次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尤大，因为输给了大伙原本并不放在眼里的日本。读书人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智未开”，遂有人开始全力以赴办报刊、建学校和开学会。在此背景下，这三种人交朋友的新空间急剧扩大。
根据思想史家张灏的研究，1895年前中国报刊大概在15家左右；1895年至1898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时期数量更为激增，《中国年鉴》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134家，美国人伍德布里奇在《中国百科全书》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
在学校数量上，从1895年到上世纪20年代，全国共设立87所大专院校。在这些大专院校中，有21所公私立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燕京、东南诸大学。在中小学的数量上，1910年除教会和私人设立者外，全国学堂已有42444所、学生1270428人。到1914年，学堂数增至108448所，学生增至3643206人。
从学会看，从1895到1898年，初步统计约有76个学会组织。此后虽因资料缺乏，难以确计，但从许多零碎的报道可以推想这种结社是相当普遍的。
这些新空间的增长，对于读书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塑造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社会上升有一定的机制。首先，科举之路顺畅，斩获不低的功名；其次，要有拿得出手的文章和诗作；最后，要在各种诗酒饮乐、品鉴书画的场合表现出与群体相匹配的才华。这些机制不仅门槛高，而且传播力有限。
以文章和诗作为例，明清时代一个读书人编辑文集，刻上几百部已是了不得的事情，成本也相当高昂，以致读书人常常无力刻书。即使刻了也流传不广，轻易湮没。近代报刊出现之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近代报刊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印刷数量大，价格相对便宜，传播有力。因此，在清末民初，依托于报刊，结合学校和学会，出现了一批如梁启超、李大钊等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的明星读书人。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一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同时，又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联结，成为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另一个是进入这些新空间的读书人，其日常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清末民初的报刊、学校和学会基本在大城市，特别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因而那些从乡村、小城镇来的青年面对的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家族的规矩、父母的管束，故周作人离开绍兴来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可以半夜就寝，睡到日上三竿，不去上课。每日不读课本，读的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以及鲁迅从日本寄来和他自己在南京城中找来的“禁书”。
在这个新世界里，读书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新人物，囫囵吞枣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开始做起了以往读书人不曾梦见的激烈行动。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中的一部分借助学校、报刊、学会提升了地位，获得了名声，几乎有一言而“搅动天下试听”的力量，却慢慢发觉自己正在脱离与中国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了漂浮在城市里一群自说自话、自成群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