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局部战争态势下国人的御敌之策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受交通、气候、地势及开发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跨入近代门槛以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国家政治中心的建立、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的开办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也给没有强大海空军作支撑的军事防御、国防部署带来诸多不利。
这些不利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掠取中国东北、侵略中国最大中心城市上海，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傅斯年、胡适、蒋百里、 钱端升等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紧迫 性，并以他们的所学、所思与所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步骤与办法。
傅斯年：“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1932年8月，傅斯年在刚刚创办不久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倡导积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
9月18日，时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天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8号上，傅斯年再次发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文中,他犀利地指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我们以这一年的经验，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看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
傅斯年详细分析了“浅看中失望”的四个方面：第一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第四失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随后，傅斯年又从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分析了“我们不应该失望而应该抱有希望”的原因。他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仍然能够屹立于世，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他指出：“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最后，傅斯年得出了“今日中国事，皆不足悲观”的结论。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其潜藏的大力量，3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
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气势之下，像傅斯年那样坚持“中华民族不可亡”信念的人，并不是少数。
1934年2月24、25两日，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在《益世报》发表了题为《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的文章，也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了这一论点。文章写道：“以吾族论，具有数千年悠 久之文化，永有数千万方里之广土。过去兴亡，非止一次，今后成败，谁能断言？平心而论，吾族数千年来经列祖列宗发扬化育，惨淡经营，优美之德性，伟大之精神，已深植于吾辈不肖子孙心坎与血液。吾人今日有共同惟一之信念焉，即今后无论经过如何困苦艰难，盘根错节，吾族终不失为人类最优秀民族之一种；吾人更自信中国民族决不会亡！即亡亦当与世界人类皆亡耳！此非豪语，此非狂言，此乃吾族心理上伟大坚韧之基石！”
不可否认，众多专家学者关于“中国必胜”“中华不会亡”的深刻论述及其广泛宣传，给当时的中国人民树立了“坚持抗战”“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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