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即使有王陵基这样的回头浪子，也无法掩饰军阀整体都是嫖妓爱好者的事实。在王书奴的书中，“军阀之贪财好色”便是民国娼妓盛行的第二条原因。当年，北京有间大森里妓院，老板就是张勋和张宗昌，嫖客也以军政要人为主。这家妓院不仅姑娘漂亮，吃的也好，延揽了不少当年的清宫御厨。妓院生意极其红火，喝花酒得提前半月预订。
张宗昌的姨太太极多，他号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他走到哪儿都得逛妓院，看中了就带走，有时连名字都不问，就给人家弄套房子，再派个卫兵站门口，就算纳了个姨太太。这些姨太太倒是能风光几天，但没有收入，光守着一套大房子能顶啥用？于是纷纷离巢重操旧业。不过“张宗昌姨太太”的身份倒成了卖点，不少嫖客都爱嚷嚷“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认为，“各省督军，拥有土地用兵赋税大权。各省虽有省长，名为军民分治，实则仅为督军属吏，结果酿成军阀割据局面。加以连年内战不息，小民困于征诛，武人大饱私囊。民国以来北洋派武人做过督军的，家资以千万为单位，二三千万三五千万的更不一而足。这班人本是不学无术之徒，甚或有目不识丁的，一朝得意，唯以发展兽欲为无上快乐，每一督军起码有姬妾十人以上。”
他还专门举了个例子，指“有所谓长腿将军者，姬妾共有三十余人。但是数量是这样多，脚色仍然时时更换。此外私娼、女优、打鼓的、良家女子，几无一不嫖，真可谓荒唐绝伦。长腿将军北京住宅在西城石老娘胡同。将军每次到北京时候，八大胡同妓女稍有姿色的，或曾经赏鉴的，听说将军节钺已到北京，不等相呼，皆亲自到张公馆来移尊就教。将军这时候如诗坛点将一般，一时莺莺燕燕，往来不绝。石老娘胡同变成小娘胡同了。”这位长腿将军，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张宗昌了。
军阀如此，门下幕僚也盛行此风。他们跟随军阀奔走，居所难定，往往喜欢纳妾，一方面有助性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太太团”的感情沟通来为自己谋求向上空间和敛财机会，必要时更可以靠姨太太拉近与领导的距离。这些姨太太不少都出身风尘，有些人为求省事，甚至临时雇用妓女充当姨太太，还把自己的起居置于妓院，跟领导、同僚喝花酒谈事情都很方便。
官员嫖娼一度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第三条和第四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民选代议士，此为破天荒的事。国家一切内政外交，须经国会议员议决。特任官之任免，须经国会之同意。其职权之大，地位之高，盖可想见。这班议员先生们，有官僚，有学者，有学究，有革命伟人，有曾经尘海的，也有来自田间的。形形色色，济济一堂。一旦身入都门，声价十倍。加以政团林立，大小政客之依草附木者如麻。当时如关于国务员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们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他写道：“民国二年间八大胡同车水龙马，络驿不绝。为北京有女娼以来未有之盛况，至民七以后则营业一落千丈。都因政潮起伏，议员先生们南北奔驰，席不暇暖的缘故，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官员亦不免俗，加上嫖娼合法化，再无限制，自是流连于烟花之地。
与王书奴这本《中国娼妓史》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的好友胡适等人甚至认为这场风波是改写中国政治走向的导火索。
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爱逛胡同的知识分子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学生多为官二代，教师中充斥着官僚和投机者，乌烟瘴气，名声极坏。那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针对学校情况，提出了“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后来，他还说了那段极为著名的话：“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此后，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却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等曾在拒俄运动中“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准备成立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眼下，裁判犯规了，咋办？蔡元培对陈独秀一向器重，为了将他引入北大，并让其担任文科学长这一左膀右臂式的要职，不惜帮他伪造学历。陈独秀办《新青年》，推广白话文，大反传统，抨击时政，蔡元培亦听之任之，还帮他顶住了不少上层压力。但1919年二三月间，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的最热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学者们大多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是当局筹划并施压。蔡元培对此颇为愤怒，当时，翻译家林纾经常抨击北大诋毁孔孟，有违传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同时还以林纾本人为例，讥讽了几句，表示“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可有边界。而在当时，这个纷争显然不可能在理性范畴内讨论。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并非北大人却是京城教育界重头人物的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4月10日，北大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教务处，以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陈独秀就这样变相失去了文科学长职务，同时被放假一年，实则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投身共产主义的陈独秀，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十几年后，胡适还与汤尔和打了一场笔墨官司，1935年12月28日，他在给对方的信中写道：“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他还痛批沈尹默，表示“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1936年1月2日，他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其实，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就是在这封信里，胡适还认为恰恰是北大对陈独秀的不容，迫使他走上左倾道路——“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这个观点，无疑感性多于理性，更多源自他对昔日好友分道扬镳的愤懑忧伤。但历史的走向大大改变，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说回北大，除了进了进德会却违规的陈独秀外，曾经年少荒唐的胡适亦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还有人压根不入会，还出言讥讽，他便是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辜鸿铭认为嫖娼纳妾都是名士风流，他这个“茶壶”所配的几个“茶杯”中，就有被他赎身纳妾的青楼女子。黄侃亦爱嫖妓，留下逸事无数。
若说辜鸿铭是老派人物才喜欢嫖娼，那可就大谬。有些后辈文人更好这口，比如郁达夫就生性风流，时常狎妓，他曾记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一向禁足风月场的梁实秋也曾惊讶于郁达夫的放浪，说他“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实在“够恐怖的”。
与郁达夫知交的郭沫若也是风月场中的常客，还曾因此染病，传染给妻子。徐志摩亦曾于1931年致信陆小曼，表示有一晚与有人一起为胡适践行，请了几个妓女来作陪，饭后又被拉到胡同。一代狂僧苏曼殊只要有钱就会约朋友去妓院，但他总是对自己招来的妓女注目凝视，连话也不说，更不动手动脚。
好玩的是，有些知识分子纯属躺着也中枪，比如梁启超老先生就曾被妓女用来拉大旗。上海同春坊妓女忆倩曾在房中悬挂“黛柏苍松，深环玉砌；红兰翠菊，俯映砂亭”的对联，署名“梁启超书赠”，落款年月是丁巳秋(即1917年秋)，可那年梁启超并未来沪，字迹也不像他的。其实妓女只是用他老人家的名气来招揽生意。
被加了太多作料的传奇故事
晚清积弱，各种传说、谣言反而盛行，仿佛可以意淫强国，靠“嘴炮”赶走洋人。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也算一例。八国联军入京时，这样的传说又一次出现，那便是赛金花的故事，据说这位妓女独自去拜见联军司令瓦德西，用自己的身体拯救了北京。
其实这故事纯属编造，国人往往喜欢以妓女作为故事的主角，然后告诉全世界：你看，连我们最低贱的妓女都可以解决这些大问题，可见我们泱泱大国是何等威风。
民国时，也有一个名妓的故事流传，那便是助蔡锷脱逃的小凤仙。这桩故事里，英雄美女两大要素齐全，救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并存，自然成了后来影视剧极其热衷的题材。但若拨开历史迷雾，便会发现这故事的水分。
关于小凤仙的出身，历史并无定论——一个风尘女子，即便成了传奇，谁又有兴趣挖掘她的背景呢？易宗夔曾在《新世说》里记载，小凤仙原名筱凤仙，十六岁入京师乐部，工皮簧，善酬应，丰肌玉貌，笑颊生涡。也有人记载，小凤仙是湖北人，本来父亲经商，家境阔绰，后因被小人所算计，家破人亡，她流落湖南，被卖为奴婢，几经转手后沦落风尘，十三岁进八大胡同。也有一种说法，指她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本为武官，退职后穷困潦倒，便卖了女儿。《蔡锷大传》的作者袁泉则称小凤仙的母亲是偏房，受大房排挤而离家，不久病亡，小凤仙只能跟着奶妈卖唱为生。
抛开身世不谈，与蔡锷结缘时的小凤仙，其实也并非什么当红名妓，只是一个普通妓女，长于唱曲。京剧理论家许姫传曾有一段小凤仙于1951年拜访梅兰芳时的口述记录，指她结识蔡锷时只有十五岁。袁泉则在《蔡锷大传》中写道，小凤仙曾回忆，自己当时年纪尚幼，“常听他(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
以这样的年龄和智识，要成为蔡锷的知音，甚至与他共谋出走大计，绝无可能。以蔡锷为人，既不可能如此托大，将机密泄露给一个少女，也不可能让一个少女与他共担风险。另外，当时军政要人均热衷在风月场中厮混，别说警察不管，自家老婆都未必管，在时人眼中压根算不上什么堕落之事，反倒是生活的一部分。蔡锷要是想靠狎妓来麻痹袁世凯，袁世凯也不会乖乖麻痹。
《民初史略》中曾说小凤仙“相貌乏过中姿，性格且是孤傲”，同时“粗通翰墨，喜缀歌词”，而且能“辨别狎客才华”。这三个特征，前两条估计为真，但第三条恐怕是文人出于美好想象的马后炮。在许姬传的记录里，就写到小凤仙最初压根不知道蔡锷的身份，更不知道蔡锷想做什么。
在蔡锷的出逃过程中，小凤仙也绝不是什么参与者甚至筹划者。关于蔡的出逃，史家并无定论，毕竟是机密之事，事后之说往往不着边际或添油加醋。流行说法大致有两种：一是蔡锷之友哈汉章的说法，指1915年11月10日是哈母八十寿辰，蔡锷出席，当晚在哈宅通宵打牌，清晨时由哈宅侧门走出，直奔新华门总统办事处，致电小凤仙，说中午要约她吃饭，导致密探麻痹大意。蔡锷借机奔赴火车站，顺利出逃。二是民国名记者陶菊隐所记录，指蔡锷常常与小凤仙乘车出游，当日游至火车站，混入车厢中出逃。在这两种说法中，小凤仙都只是幌子而已，甚至未必知情。而摸不清蔡锷究竟如何离去的北洋干将、警卫军统领陆建章，将手下编造的小凤仙将蔡锷藏于车中逃脱的故事放出，借以交差，也帮助了小凤仙“扬名”。
一年后，蔡锷英年早逝，北洋政府举行国葬。小凤仙送上两幅挽联，一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不过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挽联是王血痕代撰，这位代笔人用了李靖和红拂女的故事假托，还用了“萍水姻缘”和“美人知己”这样的暧昧用词，更使得这故事成了传说。
野史趣闻https://www.tansuo.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