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郭嵩焘是一位探求近代中国富强道路而备受攻击的洋务思想家,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强烈批评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军事的观点,坚持“本末论”，主张取法西方的政治
二、坚持“本末论”，主张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
郭嵩焘主张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在1875年奏折中说:“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自强。”“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郭嵩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不在于制器造船，而在于“朝廷政教”。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不具备效法西方各国“朝廷政教”的客观条件，只有先学其“制器造船”与“先通商贾”之类的“末”，并以此作为将来效法西方政策的基础。显然，郭嵩焘认为洋务派改革不能仅停留在“制器造船”和“坚船炮利”阶段，而应继续深入学习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
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内容涉及面较广，郭嵩焘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国富国之术，尚学兵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他将西方各国的“通民情”列为西方各国的立国之本，并视之为是中国应当取法的长处。1876年12月，他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铺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千年可矣;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大量的史料表明，郭嵩焘在出使西欧以前，就已认识到西洋各国均以“政教为本”，并将其“通民情”作为中国应当效法的的长处。在出使英国后，虽颇关心欧洲的科技文明，但更关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而且能从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探寻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郭嵩焘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中国封建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西方各国君民上下沟通国势日臻富强，确有中国古时三代遗风。而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视君民之间为恩赐与被恩赐、训诫和被训诫的关系，其结果使国势日益衰弱。
因此，郭嵩焘对英、法等国的民主状况有亲身的感受，且非常赞赏。他在出使日记中写到:“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未有闻焉。”同时，郭嵩焘对清朝廷的独裁专制统治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君民关系根本对立，难以同心，因而君民、官民共事难以成功，再加上吏治腐败，士失其职，从而造成了“上下之情隔已甚”的局面。清朝廷倡办洋务，首先应理顺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改变近代中国君民相互隔绝、互相掣肘的关系，从而使君民、官民万众一心，为国家富强出力。
郭嵩焘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进一步研究英国、法国形成社会良好风气的根本原因。他经过大量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才使得君民上下之情沟通经常化与法规化，从而使英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他在日记中写到:“推原其(英国)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政之义，设买阿尔(指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辩此者鲜矣。”可见郭嵩焘所要师法的西洋立国之本，无疑是君主立宪制。
他肯定了英国以“巴力门(指议院)和“买阿尔”(指民选市长)为特征的君主立宪制度，否定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郭嵩焘大力赞扬和肯定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时也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1877年，王滔虽然已涉足英伦三岛，但却没有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如此深刻的研究。即使后来成为维新派领袖人物的康有为也只是在这之后的两年，才有了“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之”。
洋务派思想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郭嵩焘感到:中国君民上下之情严重阻塞，认为只有首先在中国确立如西方各国“通民情”的立国之本，才能富国强兵。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提出的本末论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更为进步，更接近维新派的思想，那种认为郭嵩焘“本末论”仍是冯桂芬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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