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郭嵩焘是一位探求近代中国富强道路而备受攻击的洋务思想家,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强烈批评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军事的观点,坚持“本末论”，主张取法西方的政治
三、提倡发展工商业，主张商民自办近代工商业
在郭嵩焘看来，首先要先效法西方各国的工商业技艺，为进一步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基础。所以他主张扶植中国民族资本家，让他们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1875年，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了四项振兴国家经济的措施，将“急通官商之情”列为首条，鼓励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
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政策，不仅国家和商民都可获利，而且能增强海防和江防的防御力量，使商民为国家的安全尽力尽责。既然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很大的好处，那么近代中国应优先发展哪些工商产业?通过何种途径发展工商业?郭嵩焘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
他认为，对中国近代而言，应该优先发展对外贸易、轮船、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且指出允许商民自办是最好的途径。西洋各国工商业的繁荣发达，都是商人自办的结果。中国要想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走商人自办的道路。郭嵩焘看到当时华商比附于洋人的现象，他说:“往闻粤商伍怡和、吴健章及籍隶宁波之胡墉、杨坊，号称巨富，皆有轮船，经营贸易遍及西洋诸国。惟身自隐讳，以与洋商比附为利。”[2](p.341)
推究其因是由于清朝廷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的。华商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清朝廷保护，当然只能“以与洋商比附为利”。郭嵩焘从扶植“商贾”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封建国家垄断新式工商业的做法。他明确指出，官府控制新式工商业只能阻碍和抑制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清朝廷沿袭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歧视商人，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结果“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故不如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同时，郭嵩焘把国内商办企业与官办企业效益进行比较，得出商办企业比官办企业经济效益好的结论。
他认为:商民自办企业存在着“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故商人尤其注意学习和引进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以求得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相反，封建官办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则因为督办的大多数官吏并非能贤之辈，并且经营的成功与失败，对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并无任何损失，故而对外国资本家学习的迫切性与积极性不高，其经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郭嵩焘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民办工商业，并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洋务派所创办和主持的近代企业，因管理方式落后，衙门作风盛行，经济效益较差。同时，清朝廷还制定了官办企业垄断政策，限制民办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提倡“商办”的主张自然有其进步的一面。实际上，郭嵩焘提倡“商办”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工商资本家的要求和呼声。在这一点上，他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民族资产阶级早期的代言人，其商办思想已超出了同时代洋务思想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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