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敌我实力判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折上递几天前，就已经表示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当7月1日时，清廷上谕李鸿章，认为中日局势“将有决裂之势”，要求李鸿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后，我方该如何应对，预作准备。[2]李鸿章接旨后随即奏复，其内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迥异于舆论普遍的军力估计，李鸿章报告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仅仅只有8艘，陆军方面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称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先筹饷二、三百万两，增募士兵，显示出现有兵力并不充足。这种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接报后，清政府吃惊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谕，由驿站用500里加急这种特殊的报信形式，快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
“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3]
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凭空分析清军优于日军，不解为何对日示弱时，李鸿章的详细报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内。这份文件，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
李鸿章首先报告海军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资海战。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4]
清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兴起了创办近代化西式海军的浪潮。在清政府建设海防的布署图上，原计划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北洋水师负责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沿海防务，而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南洋水师负责余下的从江苏直至南海诸岛的防务。实际操作中，因为经费有限，该项规划逐渐调整成优先发展防御京畿门户的北洋水师，而南洋水师因为辖区内福建船政上奏将部分造成的舰只编组为船政水师，分解了福建、台湾海峡的防务，两广总督又独自在绿营广东水师的基础上，改换蒸汽舰船，分解了广东、南海诸岛的防务，至使南洋水师的防区缩水到只有江苏、浙江两省，重要性也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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