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鸿章在奏折里点算出来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军队，大都来源自民兵，并不算在清政府的国家编制内。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八旗、绿营一败涂地，万般无奈的清王朝被迫起用汉族大臣回籍练兵，以名为勇营的地方自募民兵力挽狂澜。战争中，出现了几支战斗力旺盛的著名勇营部队，其中包括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张曜的河南子弟兵嵩武军，由皖军演变出的宋庆毅军，还有脱胎于湘军而自立的左宗棠楚军，其中尤以湘军、淮军最为出众。
这些勇营军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内战硝烟中被迫努力获取近代武器来装备自己，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后，它们已然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装备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并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通过捐税自筹的军队，滑稽颠倒地以民兵的待遇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
甲午战争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勇营部队，以及模仿勇营的制度挑选绿营精锐改编训练成的练军，总数为459367人。如果算上八旗、绿营，全国军队的规模看似非常庞大，达到
114万人以上。在这上百万的大军中，勇营、练军是骨干，而在勇营、练军中始终保持练军习武，装备较为精良，战斗力较高的，其实只有驻扎在北洋沿线的一部，亦即清政府责令直接担当对日战守的军队，其余大都战斗力低下，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向北方集结调动十分困难。
根据李鸿章的报告，结合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等勇营军队，计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642人。另加上驻在奉天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共14639人，总计北洋沿线的清军主力53281人，这也就是清政府全国精锐陆军的总数。[9]由于这些军队中，很多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调动，其中真正能够用作机动的兵力仅有驻扎天津的卫汝贵部淮系盛军11384人，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357人、以及驻扎奉天等地的左宝贵奉军3879人，总计只有2万5千余人。
在此后的实战中，北洋陆军机动兵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应对颓势，李鸿章不得已又把大量留驻炮台要塞的守军也投入野战场，结果仍然无法在战力上超过对手。同时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被迫招募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军根本无法发挥先进武器的作用，导致重镇接连失守。随着五万余陆军精锐的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抽调各省的勇营、练军应付，却更加不是日军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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