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同一时代，日本陆军已经全面推行义务兵制，普及军事院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参谋部制度，全面实现了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去守卫本土各要港的要塞炮兵等部队外，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编为7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甲午战争中几乎全部投入中国战场作战。[10]日军战时兵团称为“军”，通常由两个野战师团为主组成，总兵力三万人以上，由此可见，日军每个作战兵团的兵力都要超过清政府全国精锐机动陆军兵力的总和。
在近代化陆军兵力上不敌日本的同时，军队的作战能力相比起日军，差距更大。包括精锐的北洋淮军在内，清军的勇营部队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的制度，最大的建制单位仅为营（步兵一营人数400—800人，骑兵和炮兵一营人数100—300人），又没有近代化的司令部指挥系统，战时大兵团指挥极易出现混乱和失控。至于近代化的后勤供应、医疗卫生，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人员方面，军官阶层大都没有任何近代陆军指挥、作战知识的教育背景，仅仅是因为自己或长辈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立有战功，而逐级晋升，所掌握的战争知识主要依靠以往内战中的自学摸索，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士兵阶层则更没有任何系统的近代军事知识培训，至多学习一些诸如队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队中的统将和兵士还算有一些实战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成凋谢，这一点点经验也早已荡然无存。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20年前，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11]盛军是整个淮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可以想见。
如果说北洋海军虽然硬件战力不如日本，多少还有训练出色的优势外，陆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具备，兵力、战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负了百万雄师的虚名，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兵力弱小、装备了西式武器，但是仍停留在中古状态的军队。
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各开放口岸和外国交涉的事务，除了在中央设立统一的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清政府还分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处理具体的交涉事务。1875年台湾事件后，清政府又分别赋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办南北洋海防的责任，负责海陆防务。
甲午朝鲜事起，相关外交交涉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职责。朝中有关备倭的主战声音出现后，李鸿章管辖下的北洋沿海驻军责无旁贷地成为战守之军，后人曾称当时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并不为过。
因为明白北洋海陆军的内情，李鸿章从日本介入朝鲜、意图生事开始，就始终不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寄希望于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须要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更何况当时日本已经下定了要和中国开战的决心，因而李鸿章的外交交涉始终不得要领。
看到日军不断增兵朝鲜，剑拔弩张，而担负军事、外交职责的李鸿章仍然忙于争取列强调停。以批评时政、参劾官员为职责，且满脑子天朝上国、统驭万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无法容忍。局势渐渐紧张之际，清流言官针对李鸿章的弹劾也变得越来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鸿章痛陈北洋军力不足的苦衷后，催促李鸿章备战的奏折仿佛不约而同般，在言辞与内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设计。北洋海军之所以发展停滞，是因为清政府以节省支出为名，缩减海军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议者就是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 。所以，言官们对海军的参劾，都避开海军军力本身不谈，只是毫无来由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导致海军士气低落。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