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的日本八幡制铁所全景。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一批该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遗址被纳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代表了对其现代化成果的肯定。但与此同时，就这些工厂和矿山在奴役外国劳工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日方却含糊其辞，在其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上刻下了更深的裂痕。
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日本申报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将之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日本申遗持质疑态度的韩国，在教科文组织做出决定前与日方达成共识。日本政府在声明中承认，“20世纪40年代曾有大量朝鲜（半岛）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掳至其中一些遗址所在地从事强制劳役。二战期间，日本同样施行了征用政策”。
韩国政府声明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曾在恶劣条件下强迫劳工工作的历史事实”。新加坡“asia one”网站评论称，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东京最终做出了妥协。
中国常驻UNESCO代表张秀琴也表示，强征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重罪行。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切实行动维护每一位日本侵略政策受害者的尊严。
代表社会进步的世界遗产中，却普遍存在奴役外国劳工的历史事实，难怪英国《卫报》发问，“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是日本进步的象征，还是黑暗历史发出的警示？
进步象征还是耻辱印记？
早在2014年1月，日本政府就向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了申请书，为23处“明治工业革命的标志”申遗。日本政府称，申遗主题为“从亚洲小国到世界经济强国”，希望借此推动旅游业发展，并“恢复公众的民族自豪感”。
福冈县大牟田市长古贺道雄对日本共同社解释说，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仅用50多年就完成了工业化”，工业遗产群展示了“这一在世界史上罕见的阶段”，凸显了日本从封建制农业社会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美联社却注意到了历史的另一面——表面上看，这些遗迹仅涉及明治天皇统治时期的1868~1912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关，但日方刻意模糊了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韩国、中国平民及外国战俘，曾被迫在这些工厂和矿山中，忍受着虐待和危险日夜劳作。
韩国《朝鲜日报》更直白地指出，日本申遗的23处设施中，包括9所炼钢厂、5家造船厂、3个煤矿和5个非工业基地，遍布长崎、福冈、静冈等8个县。其中，长崎造船厂、八幡制铁所、军舰岛等7处设施，与日本强征5.7万名朝鲜半岛劳工的所作所为难脱干系。
近1年多来，韩日两国多次就此磋商，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直至7月4日，因韩国政府的强烈反对，UNESCO的申遗项目审定工作被迫推迟了一天。
同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外扩张的受害者，中国方面也强调，“世界遗产应本着促进和平的原则”。除了对劳工的盘剥，史料记载，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的“八幡制铁所”是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所建，支持其生产的煤铁资源，许多也是从中国掠夺而来。
每位劳工都有一段血泪史
“我还没咽气，他们就想埋藏真相？就想只手遮天？”在韩国首尔，90岁的金汉秀（音）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问。他表示，绝不接受日本为“战争罪行的遗迹”申遗。
1944年，26岁的金汉秀和180多名韩国工友一起被送到日本长崎造船厂服苦役。“饥饿难耐”，金汉秀清楚记得当时的生活——雇主提供的食物“比动物饲料还可怜”，只有用芝麻渣和豆子制成的饭团，以及用海水煮过的红薯。
对劳工来说，食不果腹并非最痛苦的记忆。93岁的孔孝素（音）曾于二战期间在福冈县三池矿山做苦力，后因逃跑而遭毒打，丧失了听力。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他经历了无数生死瞬间：塌方、体罚、疾病……因为不断有人死去，原本拥挤不堪的宿舍竟变得宽敞起来。
如今，一些曾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正联手起诉日本企业，要求后者结清工资并道歉。“世界已经改变，但它们拒绝反省。”用余生为自己讨个公道，是劳工们共同的心愿。
愤怒的呼声之外，更多当事人已撒手人寰。1942年3月，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被日军击沉，克里斯托弗·斯通的父亲落水被俘，随即被送上了开往长崎的“地狱之船”。1945年，体重只剩38公斤的老斯通终于回国，但在45岁时便早早离开人世。
“父亲并没过多讲述他的战俘经历，但我相信，那段日子加速了他的死亡。如果日本要申遗，我觉得，他们至少要问问曾在那些地方受到摧残的人们。”斯通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将世界遗产的头衔授予曾发生过暴行的地方，父亲的在天之灵必定不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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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受害者至今埋骨他乡
据美国《外交官》杂志网站报道，日本对外国劳工的奴役不仅存在于二战期间，而是其19世纪末采矿业和制造业的重要组成环节。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使用“工业监狱”为私人工厂供应劳动力，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劳工曾在日本的矿井和码头扮演重要角色。
战争爆发后，日本工业巨头更疯狂地榨取外国劳工的血汗，此次申遗的工厂和矿山只是这个非人道体制的冰山一角。一个例证是，在日本战败前的一年间，就有近4万名中国男性被强行带到日本的135个地区服苦役，统计显示，平均每6人就有1人埋骨他乡。
面对变本加厉的剥削，劳工们曾奋起反抗。1945年6月30日，遭日军强掳至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矿山的一批中国工人，因无法忍受严酷的环境和虐待发动起义，最终遭到镇压，约400名劳工丧生，史称“花冈事件”。
时隔70年，为还原历史真相，幸存的两名当事人会同11名劳工遗属，在今年6月底以一纸诉状将日本政府告上大阪地方法院，要求道歉并索取赔偿。
“如果日本拒绝面对过去，我们永远无法建立友好关系。人们应该了解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藉此，我们可以向下一代传递和平的声音。”中国劳工遗属告诉《日本时报》。
“日本对历史闭上了眼睛”
尽管日本承认了强征劳工的历史，但《卫报》报道，东京的政客有意淡化日本的让步。“日本对待韩国劳工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告诉记者，与韩国在申遗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日本妥协。
这样的说辞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在日方坚持申遗之际，就有不少人指出，这一举动证明这个国家不愿正视历史。
在日本申遗的23处工业遗迹中，有一处名为“军舰岛”。该岛缺乏淡水资源，占地只有16英亩（约合0.065平方公里），长期荒无人烟，直到200年前因发现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令投资者纷至沓来。
通过海底管道输送来的淡水和电力一度为军舰岛带来5000多名常住人口，基础设施也一应俱全，电影院、医院、学校……二战后，随着日本的国家能源政策从煤炭转向石油，开发商于1974年关闭了矿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逐渐搬离。
“岛上拥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煤炭。”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导游坂本正带着一队游客穿梭在废墟中。坂本的童年在军舰岛上度过，2009年岛屿重新开放后，他成为这条线路的导游，向游客们讲述着空洞的窗棂和断壁残垣背后的故事。
坂本希望军舰岛成为世界遗产，因为“它的存在是人类过度现代化的有力证明，向人们展示着不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后果，并敦促人们以史为鉴”。
但恰恰是在“以史为鉴”这一点上，外界对日本政府和企业界的做法多有非议。后者主张，战争赔款已终结了日本与黑暗过去的联系，无需继续为此道歉或补偿。“日本承认在战时强迫战俘劳动，只是为了减轻与邻国的摩擦。”哈佛大学学者安德鲁·戈登分析。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华盛顿智库“亚洲政策源”主任明迪·科特勒批评说，日本并未正确看待强征劳工的历史，并将之嵌入到对战争的理解中去。
“其他一些国家向UNESCO申遗时都能正视历史上不光彩的篇章，比如英国利物浦，18世纪，那里一度是奴隶贸易的中心。英国人没有罔顾相关史实，而是在当地建起了纪念馆、博物馆，还在利物浦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心。”科特勒说。
“日本人相反，仅仅指出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却讳言强征和奴役……除了道歉，盟军战俘不想被忘记。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是后者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坂本这样的普通人，成长在和平年代，对近百年前的历史不甚了解，在他看来，当时的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艰难的。“我们不回避这段历史，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复制西方现代化的地区，但我并不清楚日本从中国、韩国强征劳工的情况。”
在如今的日本，这样的历史观其实颇具代表性。就像韩国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成员李旭远（音）所指出的：“那么多韩国人和中国人曾被迫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工厂和矿山劳作，日本却试图对真相闭上眼睛；然而，世人早就知晓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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