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三、改革开放意识的萌发
19世纪是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世纪，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1）”古老的中国封建制度经过数千年的风雨兴衰，已走到它的尽头。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远征下，它面临要么灭亡，要么改变自己的抉择。由于中国统治阶级愚昧颟预、固步自封，缺乏应变能力，中国出现严重的内外危机。进步知识分子在危机的刺激下，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由此导引了改革开放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进步知识分子已预感到一场大的变动即将来临，他们认识到，如果再象过去那样泥古守日，空谈经书，是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因而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由于清初以来，清王朝实行高度的专制统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都变得麻木、保守，墨守成规成为当时国人思想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提倡改革，首先要打破思想上的障碍。鸦片战争时期，改革意识萌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阐述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近代中国一系列改革奠下了最初的基石。
首先，进步知识分子针对顽固守旧派反对变革的陈腐观念，阐述了发展变化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的思想，指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于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于今日之物。（32）”“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用，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33）。古圣先王皆能顺乎时势变化进行改革，变则进步，变则发展。“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34）”魏源疾呼改革，他称：“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35）”“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变古愈尽，便民愈甚。（36）”龚自珍运用《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观来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并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及，事便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7）”他们还发挥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阐明了变法改革不是离经叛道，恰恰相反，“探世变者，圣人之至也。（38）”变法改革不仅适应时势需要，也符合先王古圣的本意。这样，他们为自己的变法改革主张披上了古圣先王的外袍，而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阐述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如调整君臣关系、变科考、重臣威、整吏治；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币制，实行重商主义；整顿军备，加强海防和塞防；改变空疏烦琐、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等等。由于中国积弊积患太多，故改革不能同时进行，需要分轻重缓急。在魏源等人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思想危机，二是人才危机。他们认为如果国人长睡不醒，昏昏噩噩，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进行；而要进行改革，就要有一批关心国计民生，有真才实学的改革人才。故他们把去“人心之寐患”和去“人才之虚患”放在优先地位。怎样去人心之寐患？关键是“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去人才之虚患的方法是“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这样，“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39），其他弊端也就迎刃而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是什么，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或方案，都不能跳出传统思想的模式，“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成为他们改革思想的真实写照。但是随着开放意识的产生，他们的改革意识也随之升华。
鸦片战争前的百多年间，在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下，国人的思想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昧于了解世界大势，变得固步自封。鸦片战争使中国再也不能拒“洋”于千里之外了，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而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冷静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萌发了开放意识。这时的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同外国广泛发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林则徐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反对外国侵略；另一方面也反对封关禁海，断绝与外国正常的经济交往。他称“窃以为……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如果“将现未犯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40）”林则徐在一份晓谕外商的布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对不带鸦片之诚实商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以及广东巡抚必将代表皇帝陛下，怀抱深情厚谊，切实保护，并不分黑白人种，同一对待。（41）”魏源、姚莹等人也打破了“天朝无所不有”的陈腐观念，主张积极发展外贸，凡是对国计民生有益的物资：如米、麦等粮食，洋船、洋炮、火器等军用品，铁、铅、硝、布等工业品，都可以大量进口；同时应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也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他们认为通过发展外贸，不仅增加政府的税收，解决财政问题，而且鼓励国人赴各国贸易，将洋银运回中国，从而使中国富强。毫无疑问，这种开放思想是顺世界之潮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思想。
二是开眼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大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时期，参加禁烟和抗英战争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国人都能做到。然而要有新思想，新见识，能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主动开门迎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却不是一般国人所能胜任，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他们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闭关自守的落后，因而主张在巩固国防和平等贸易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他们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夷书始；欲造边才，必先自留心边事之督抚始。（42）”认识西方、研究西方成为当时觉醒者的一种共识。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拘一格，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了解“夷情”和有翻译能力的人才，予以不同程度的任用；他还敢于打破禁区，亲自向外国人了解情况，这在闭关自守的国度是大胆之至的举动。林则徐从斗争需要出发来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制、鸦片生产、军事状况、时事政治等，并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书。通过了解西方，他感到中国的不足，进而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特别是军事技术。他曾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葡萄牙和英国的大炮200多门，又辗转买到英国制造的装备有34门大炮的战船，组织有关人员对外国先进的大炮和战船进行观察和研究，收集和翻译了有关西法铸炮、打炮和制造战舰的图式资料。另外林则徐还多次向道光皇帝提议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和建立一支新式海军，可惜这些主张未被清廷采纳。
以林则徐为嚆矢，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撕开封建专制主义的闭关帷幕。到1861年为止，他们先后写了22部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其中以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姚莹著《康輶纪行》、徐继畲著《瀛寰志略》等书影响较大。在了解、研究西方的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不仅在军事方面优于中国，即所谓的“船坚炮利”，而且在自然科学和工业机械及技术方面也优于中国。他们称：“欧罗巴入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技，实逾前古。（43）”“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盖为泛海观星，以推所至之地道里方向远近，必习之此乃敢泛海舶纵所之也。（44）”“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代以人力；以羊毛与棉花纺成洋布、大呢、羽毛，皆自然敏速。”“有火轮、航船可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辘路，用火车来往，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器，有如骤雨。（45）”相比之下，“吾儒读书自负，向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訾然愧乎！（46）”因此，他们感到中国不仅要师夷之长技（坚船利炮），而且还要引进西方的民用工业机器和技术，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以于此造之。（47）”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民间工商业，凡“沿海商民，有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48）”
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为首的一批进步士大夫主张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他们目的明确，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来抵抗外国侵略，使中国富强。这不仅需要有敏锐的眼光和魄力面对现实，承认中国的落后，还需要有勇气放弃封建统治阶级虚矫自大，顽固保守的作风，打破中国人对外国的传统偏见和自视为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陈腐观念。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开创一代新风，从而启迪了一批又一批爱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极大地丰富了近代爱国主义，使爱国救亡运动不断地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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