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后宫既有女乐，又用以赏赐臣下，由此可见，在他看来，畜女妓乃是贵族才能享用的一种娱乐活动，它与淫佚是两码事。甚至可以说，畜女妓以歌舞娱乐，正是将佛经欲色异相与佛性的道德距离感移植到了梁代的世俗生活中，是在世俗的享乐中将佛法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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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代许多士人都是佛教徒，以伎乐供养为礼佛的一种方式。歌舞娱乐容易激起起梁武帝及其文臣们内心的创作冲动。同时，他们用作伎乐供用养佛的歌曲也是不避淫艳的，可以借用时兴歌曲，如情歌《三洲歌》就被借用作供用歌曲。有时，他们还将时兴歌曲加以改作，用来礼佛，如法云就改《懊侬歌》为《相思曲》，又改《三洲歌》古辞，将“啼将别”改为“欢将乐”。这样，佛经中的欲色描写便通过武帝及其文臣们的活动深化到诗歌创作的领域中。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齐梁以降，盖尚艳辞，以情为里，以物为表，赋始于谢庄，诗?于梁武”，便道出了梁武帝对诗歌领域的影响。而宫体诗极写色、欲，同样也在情色与教化之间构成一种审美距离感，一如佛经和武帝的声色之举。
总而言之，萧衍以其诗人兼君王的双重身份，使整个社会构成了一种爱好文学、奖励文学之士乃至自由创作、不避欲色香艳的文学气氛，虽无心倡导宫体诗，却对其兴起有铺垫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