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个伤病员行列为荣。
芦荡英雄魂归何处
36个伤病员在战争与和平的嬗变中人生旅程各不相同，但这一英雄群体的传奇经历和历史功绩，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从36个伤病员中走出了两名共和国将军。胸部中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1939年11月经陈毅安排，从阳澄湖后方医院赴上海美国教会医院同仁医院治疗枪伤，1940年4月返回新“江抗”，先后任团长兼政委、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20军军长、1955年授衔成为开国中将，后任安徽军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副大军区职）等职，1984年10月，80岁的刘飞病逝于南京，安葬雨花台。新四军第6团政治部副主任黄烽，因会说普通话又懂闽东方言，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刘飞在后方医院工作须臾不可离开的 “拐杖”，新中国成立后任过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2001年9月，85岁的黄烽病逝福州，长眠文林山。
当年召集36个伤病员举行首次芦荡会议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病愈后出任新“江抗”首任司令员，后任团长、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处长、30军参谋长、海军军校校长等职。夏光因大革命时与组织失去过联系，1955年未予授衔转地方工作，任江苏省党史办副主任。2012年，夏光以104岁高龄病逝于南京，骨灰安放在阳澄湖畔。
伤病员中的陈新一，走出芦荡后任新“江抗”特务连指导员、新四军第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警卫1团参谋长，1941年秋在苏常太反“清乡”中英勇牺牲。2015年8月24日，陈新一光荣跻身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行列。
伤病员陶祖全、叶诚忠后任新四军第18旅第52团1营营长和副营长，1944年1月在宝应大官庄战斗中牺牲。建于大官庄的纪念碑上写着：“1944年1月5日，为解放大官庄而壮烈牺牲的新四军第18旅第52团1营营长陶祖全、副营长叶诚忠等烈士永垂不朽！”为纪念两位烈士，当地政府将叶诚忠牺牲地大官庄乡命名为“诚忠乡”，将安乐桥乡命名为“祖全乡”。第52团专门为两位烈士创作了题为《我们勇猛地跟进》的歌，在烈士所在部队和宝应一带传唱不衰。
曾参加过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等战斗的排长张世万，后任浙东游击纵队5支队2大队大队长，1943年8月在浙江余姚丈亭战斗敌前侦察中牺牲。2001年“八一”前夕，张世万遗骸由当年的通信员徐道明操持，迁葬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绿园。
伤病员中的彭海清和褚学潜，后来分别任新“江抗”一连连长和特务连指导员，1940年2月8日，两人在常熟阳沟溇抗击日寇偷袭的战斗中壮烈殉国。当年在阳澄湖养伤时从滩外给伤病员带回雪白鲜嫩的芦柴根的谢锡生，也于阳沟溇战斗中牺牲。
伤病员中的王佑才等人，则在南北转战中下落不明。
新华社公布的22人名单之外的吴志勤，当年曾和刘飞一起在江阴作战负伤入阳澄湖后方医院，后任新“江抗”副指导员、志愿军第70师某营教导员、第70师后勤部政委，1966年转业回无锡，后任县政协副主席，2016年以93岁高龄辞世，被誉为“阳澄湖上最后的青松”。
伤病员中有日军战俘
根据刘飞回忆和原陆军第20集团军军史记载，新华社公布的22个伤病员名单之外，第23个伤病员是日军战俘高桥。
刘飞的女儿刘凯军证实，36个伤病员应包括因负伤被俘的日军人员高桥，这既有其父亲当年的回忆和“江抗”老战士提供的信史，也有后来高桥访问中国与其母亲朱一等人会面的佐证。这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观，当年在阳澄湖芦苇荡养伤的36个伤病员中，可以确认的第23个伤病员，竟然是一个日本人！
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沙家浜战士足迹》一书，收入了当年“江抗”后方医院医护人员王嶙、庞露和白山于1989年回忆50年前在阳澄湖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的文章。文中讲到，高桥在苏常太地区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我军俘虏，因病住进阳澄湖新四军后方医院，由住院的战地服务团的章立负责教育和日常生活，得到了精心治疗和照顾。高桥亲身体验到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和在医疗、生活上对他的特殊优待，亲眼目睹了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我方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抗日的感人事迹，心灵受到极大震动。加之经常受到时事政治教育，高桥思想感情上逐渐发生了变化，由起初担心自己被杀头，到与新四军伤病员融为一体共同抗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26日拂晓，头一天刚刚转移到曹家浜村的后方医院突遇日寇水上偷袭，20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抓，高桥也被带走。他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向外传递有关信息，并根据新“江抗”首长指示，积极参加营救被捕人员行动。高桥还借到监狱为女同志送生活用品之机，暗示要设法出钱保释她们。“江抗”后方医院护理员包蕴奉命回家通知被捕同志的家长和亲属，动员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做保释的工作。在党组织和红十字会及各方努力下，高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有十多人被营救了出来。
高桥于抗战胜利后随遣返日军俘虏回到日本。当时，为了他的安全和回国后有个好的处境，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没有公开。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高桥以商人身份访问中国，特意来到南京寻访当年一起在阳澄湖养伤的异国战友。当时刘飞已经病故，刘飞夫人朱一和当年指挥火烧虹桥机场的“江抗”老战士、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夫人史凌，抗战时期任苏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张藩的夫人彭克，在南京金陵饭店接待了这位日籍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
美人忽迟暮，香草犹芬芳。看到当年阳澄湖伤病员和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将领夫人满头华发但神采奕奕，高桥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端。他从3位战火中走来的巾帼女性身上，找到了刘飞等人的影子。这是他寻访再生之地最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