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点，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15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15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抗战资料图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就是陆军中央，也是扩大派占了大多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天津军司令官病入膏肓，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罕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所谓扩大派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战火会扩大到全中国，甚至烧遍了半个太平洋。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肯老老实实的支那吗?怎么就值得石原莞尔那么神经质呢?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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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扩大派的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仅仅主张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的，也有像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那样，说干脆把黄河以北全部解决算了，最积极的是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他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确实不算扩大”。
先别急着说田中新一狂妄，按照当时昭和军阀的思维方式，田中新一没有出什么格，就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责任者的处罚，支那方面的谢罪和今后的保障”这四条所谓不扩大的条件，并且一天以后被内阁会议追认了。所以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因为中华已经没有了退路。
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回忆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他们不屑一顾的话中，实际上凝聚了历经四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
有一位以后还会说到的人物叫濑岛龙三(陆大51期)，此人号称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