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
三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研究 从卢沟桥抗战到武汉会战结束，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军举行多次战役抵御日军进攻，不过每次战役最终均以撤守退却而告结束。过去大率以军事溃败丧师失土一言以蔽之。近二十年研究中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抗战开始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同时亦进行严厉的批评。一本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写道：“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0年代一本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认为：“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当局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何理《抗日战争史》第120页）另一方面，战略防御阶段，大片国土沦丧，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外，虽然一部分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整个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和退却，基本上是被动的、无计划的和混乱的，在很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溃败逃跑”。（122页）就军事战略方针而言，“也犯了严重错误”，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125页）同时将战场重点选择在上海，几乎举全国主力于上海进行上海会战，削弱华北抗战力量“造成了南北战场两相失利的惨败局面”。（128页）“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防御遭到了严重失败，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对于战略防御阶段历次重要战役的过程、战略指导、战役指挥，许多论著均有不同程度的研讨。有关卢沟桥抗战的论著较多，着重揭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一士兵失踪为借口蓄意挑起战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制造的“偶发论”和中国打第一枪的谬论；并论述了中国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军进攻，和日本施展缓兵之计，以“现地解决”麻痹冀察当局，待援兵大至，突然进攻，致平津迅速沦陷的过程。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冀察当局处理事变的态度，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双方的态度都是“比较游的”。（何理书第60页）近几年对此有进一步的研讨，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蒋令二十九军全部动员，调兵增援华北，全军准备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准备宣战，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主战态度。“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的交涉并多次达成协议”，“不是蒋介石的意旨，而是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交涉的”。不过在中央统帅部内部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一方和以徐永昌为首的主和的一方。（李华兴、杨宏雨：《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年第3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杨立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对淞沪战役的研讨深入到战略指导方针的层次。关于战役发动，过去均指为日本在上海主动发动进攻。现在一些学者指出：淞沪战役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作为导火线的“虹桥机场事件”是由日军挑起的，然而，中国方面在虹桥事件发生后，决定了开战措施和大战计划，“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或说“国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开仗的。（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第6期；张振？：《淞沪抗战中国主动的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有关国民政府指导淞沪会战有无引敌南下，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企图，学者们开展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大本营作战部并无此种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后。（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但有的学者认为：战役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力逐步集中到了淞沪战场，把侵华日军主力吸引了过来，淞沪战场实际上取代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改变了日军进攻方向。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担心敌军南下夺取武汉，而谋以扩大沪战牵制之。（张振？文）淞沪抗战“改变了日军侵华路线。这一成功之举无疑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日本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轴线并不存在。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断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并作出相应部署。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和长江一线的顽强抵抗，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企图，挫败了其沿长江西进的既定战略。（徐勇：《日本既定侵华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晋北抗战，许多著作突出平型关伏击战歼敌取得胜利的重要作用，强调忻口战役中第十八集团军编入忻口作战的战斗序列，朱德、彭德怀担任右集团军指挥，中共积极向阎锡山提出作战建议，和十八集团军各师在敌侧背伏击袭扰的作用，称此役为“国共合作两党军队协同作战的典型一役”。（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此役国民政府军英勇作战和郝梦龄、刘家骐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作了积极肯定。 许多论著对台儿庄之战取得的胜利作了充分肯定。对于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起迄时间（实际是两者包括的范围）的看法差异较大。有主张台儿庄战役从池淮阻击战开始（1937年12月），包括临沂战役、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保卫战取得大捷，直至3月15日停止追击止（韩信夫《台儿庄大捷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主张将台儿庄战役包含于徐州会战之内，将徐州会战定位为从1937年12月15日起至次年5月（徐州撤退），中日两国军队争夺徐州为中心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包括津浦路初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战三个阶段。（王桧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书》第6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抗战史著述中对台儿庄之战有称为会战者，有称为战役者，也有称战斗者。这涉及军事学上会战、战役、战斗等范畴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看来抗战史研究中还须对军语的使用进行规范。 对于坚持四个月之久的保卫武汉的大会战，除了个别著作指责国民政府军队“判断失误，部署不当举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极应付”，“处处薄弱，罅隙百出”（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258页、第294页，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外，绝大多数著作对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沿长江两岸抵御日军进攻都作出积极评价。如指出：“敌我双方在这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损失都比较严重。中国军队在局部地区对敌人进行了有力抵抗，给敌以重创。”（何理书第107页）此战“毙伤敌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202页）四抗日战争中期正面战场研究 有关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对武汉失守前为战略防御，武汉失守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殆无疑义。惟武汉失守后至抗日战争结束期间划分为两段还是三段，史学界观点不统一。笔者以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国独立抗日转变为融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太平洋战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而以中国远征军援缅作战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又出现西线滇缅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由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比较相宜的。因为战略反攻阶段时间很短不太彰显，附入其后一阶段。这样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划分为前中后三期。从论述布局的角度看，这恐怕也是允当的。 以往对中日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抗日态度的分析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基调，指其偏安西南西北喘息，等待国际力量（主要是英美）解决中国抗战。80年代有的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以后在正面战场上是消极避战”，“保存实力，避免大战，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第6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近十几年对抗日战争中期的正面战场研究有较多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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