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
七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宏观研究 对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抗战史学界从宏观角度也研究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指导方针 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有的学者对此作论证说：持久消耗战主要是“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等组成的”。其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逐步耗散敌力，积累自己的力量。实施方针为“积小胜为大胜”。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表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国情及其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抗战是长期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持久的战略方针，通过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过程，从战略退却转到战略反攻，去争取抗战的胜利。”这个战略方针包含着错误的一面，这就是：持久战略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依赖外力取胜，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形式。这些错误造成了战争初期正面战场过快、过多和过大的损失，在相持阶段消耗作战倾向逐步占了主导的地位，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严重失败。（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有的学者对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方针作比较，认为：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运用两方面的内容，动员全社会最大力量持久消耗韧强不屈地坚定抗战，最终拖垮日本侵略者，是其最高目标。其具体运用为12个字：“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这一战略运用有成功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术所致。中共持久战略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确定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外线速决战”的作战方针，把握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它比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高出一筹”。（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战略阶段的划分 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略阶段的划分，学者们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有所讨论。一是战略阶段划分的层次。有的学者提出：抗日战争中敌我攻防的阶段划分应分两个层次：一是战略总态势，中国只有战略防御，而无战略进攻；一是战争总态势中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抗战分三个阶段：“敌之战略占领我之战略退却”，“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李继华：《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和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对于此说战略阶段划分中的阶段名称有的学者持不同意见。 二是关于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有学者主张，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1941年至1945年8月才是“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有的学者认为，武汉失守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武汉失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为战略防御的第二个阶段。1939年的湘北大捷至昆仑关对峙，日本战略攻势停顿，抗日战争才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隆武华：《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但绝大多数学者对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认识一致。有的学者分析，武汉失守后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并不存在，有的学者考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度认为武汉失守后进入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但后来即认为武汉失守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前引田江、孟国祥文） 三是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长期以来史学界均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现在仍有坚持这一观点者。但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抗日战争存在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初起除敌后战场外，中国军队在缅北滇西等战场上已进行局部反攻。只是由于中国海军空军力量薄弱，反攻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前引贺新城文）有的学者认为，1945年4月以湘西战役为起点，向日本展开了战略反攻。（前引刘五书文）或认为，抗日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概念不同。1945年春夏老河口、湘西两大战役形成反攻，8―9月则为全面大反攻，并延续到9月2日、10月10日，乃至年底。（苏盾、杨静：《再论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李继华《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针对以往贬低正面战场抗敌战绩和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分割开来的倾向，一些学者指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相配合。在战略防御阶段，两个战场主要是战役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两个战场是战略配合。（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徐焰：《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许多论著强调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现在也有论文论及正面战场主动与敌后战场作战相配合，如统帅指挥机关（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曾下令部署配合百团大战的情况。（刘贵福：《国民党军队对百四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孰为主战场，在有些学者中间发生争论，对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为主战场没有异议，但进入相持阶段后孰为主战场则意见颇见歧异，有谓敌后战场为主战场者，有谓正面战场为主战场者。现在有的著作避开孰为主战场的提法，而说“敌后战场在决定整个抗日战场运动和战争结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显著”。（《中国复兴枢纽》第4页） （四）正面战场的军队 对正面战场军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不够的。已有论著涉及正面战场军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战区划分等，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活动述及较多。其他多为论述地方势力军队如桂军、川军、滇军开赴前线英勇抗日事迹，以及地方势力军队与中央军队关系等情况。有论者认为：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拥护蒋介石一致抗日，比较团结，蒋借抗日之名分割使用各地方军队，或拉拢监视力图削弱。地方势力则进行抵制。（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五）正面战场与盟国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局与盟国对日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关系，抗战史论著一向对于苏美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比较关注，对苏美等国援华抗日的活动，包括军火、飞机、派遣空军人员、派遣军事顾问等都有不少论述。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与盟国军队共同抗日过程中，与英美矛盾，从战史或中外关系史角度均有研讨。其间还发生过突出的史迪威事件，它一度是战时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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