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
八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之思考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正面战场的研究的进展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距全面真实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尚有相当路程。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说，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关于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现在人们习惯地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分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实际上这两者是就抗敌所处战线和区域而划分的，从总体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中国战场。正像有的学者所说：不能把抗日战争看成两国三方的交兵，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进攻的战争。有关正面战场地位的评价，说穿了也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评价。显然，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并没有真正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着部分军队和根据地，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名义上，它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和摩擦。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在在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到底。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处于主体地位。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贬损正面战场的地位和战绩，也就必然贬损整个中国抗日战争。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如果要外国学者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同时又贬损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这只能是南辕北辙。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的持久战争，中国不仅在军事上抵御日本的进攻，而且要在政治、外交、经济各个领域与敌周施搏斗，而军事抵抗的战略又与政治、外交、经济的抗日战略紧密相关，互相配合。换一句话说，中国抗日战争运用的是总体战的战略。我们观察抗日战争特别是正面战场作战不能单纯看军事战略，还要研究抗战总体战略，否则就容易陷入片面性。例如，有些学者批评将正面战场军事战略没有以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而单纯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这种批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能否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比如抗日战争初期，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持续一年二三个月之久，国民政府军队以劣势装备，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进攻，其重要战略意义就是掩护国力西移，为持久抗战建立好西南西北抗战基地。如果指责其过多过大过快的损失，是否允当？事实上在可能条件下正面战场诸如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中也采取过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战法。又如，一些论著批评国民政府抗日依赖外援。事实上弱国抵抗强国，不能不争取外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实行“苦撑待变”未可厚非。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苦撑待变”战略就抗战而言，不免带有消极性质，就外交而言，则不失为一明智的政策，因为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努力获得各种外援是外交的首要任务。“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争取了友邦。（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苦撑待变”的结果最终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将中国一国孤立抗日的战争转变成盟国一致抗日的战争。 总之，研究正面战场不能脱离抗日战争总体战略的视角。 第三、关于正面战场的系统研究 目前研究正面战场还偏重于正面战场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研究，这恐怕是不够的。正面战场研究应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内容至少还应包括国民政府统帅部至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国民政府军队状况，内部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士气、作战能力、后勤保障等；战地和后方的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供给支援；各战区和各部队包括军种间之协同，各战场之间的配合；国民政府军队与盟军的关系等。近年有的大陆学者撰述论及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和青年军等，这是可喜的迹象。（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周春雨：《抗战后期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热潮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正面战场研究中还应当重视军事将领的研究。大陆学者只对李宗仁、张自忠等极少数将领的抗战事迹发表过论著。 第四、关于如何对待有关正面战场的某些传统论断对于既往中共领导人著作中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一些论断，我们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有的论断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知灼见，有的论断可能是出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政治斗争环境的需要而作出的估计和论辩，未必尽合事实。比如，说武汉失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就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单就抗战与反共的关系而论，这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因为抗战是解决民族矛盾的范畴，反共是解决阶级矛盾的范畴，就国民党政府而言，抗战固然可以联共（不反共），但反共未必不抗战。有反共而不抗战终至投降者，如汪精卫之流，也有既反共而又坚持抗战不投降者，如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揆诸史实，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进行多次会战，有时还主动发起攻势，能说它一直“消极抗战”吗？史学界对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认识也在逐步变化。有的学者分析说：蒋介石“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而“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对于消极抗战，避战，躲进峨眉山观战，坐山观虎斗之类论断，我们不能据以构成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历史的框架，而要根据历史史实来检验其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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