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
有三点情况可以说明，对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是否消极抗战，学者们在作新的思考。其一，或许是为了圆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说法，有些论著重新肯定论证中共中央一度曾作出的判断：武汉失守不是战略相持阶段的起点，而只是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的开始。不过，有的文章考订，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确曾认为当时处于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的时期，但1941年5月以后即认为，武汉失守起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田江：《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起点问题的再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孟国祥：《试述中国共产党对相持阶段到来的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其二，学者们论证，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并未“消极抗战”。有的文章提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是积极的。这期间，组织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共九次大规模战役，占整个抗战期间22次会战的41％，其中有些是抗击日军局部进攻，有些是国民政府军队发动的对敌攻势作战。大多数战役取得积极战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起攻势作战（尽管是局部攻势），是难能可贵的。（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尤其是对1939年11月―1940年3月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发动的冬季攻势，许多论著都作出积极肯定。有的著作说，中国军队以80多个师，在正面战场进行攻势作战达三个月之久，地域遍及皖南、赣北、湘北、鄂中、鄂北、豫南、豫北、绥西，共毙伤日伪军数万人，对日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李隆基、王玉祥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301―3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有的著作则说：此役“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消耗了敌军大量兵力”，但“此役并未达到扭转正面战场和收复失地的战果，自身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枢纽》第168―169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 其三，有的学者所举第二战区开展冬季攻势的同时发生了“晋西事变”例子说明，抗日与反共并非绝对排斥的：“阎锡山在参与反共的同时，没有完全停止抗日。‘冬季攻势’时，二战区不仅部署了对日作战，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战绩。”（雒春普：《阎锡山与第二战区的“冬季攻势》，《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学者们对抗日战争中期战略指导方针和部署开始重视。如有的论著专列一节论述“中国抗战第二期战略方针及部署”，论述南岳会议及有关抗战的方针和部署，对其方针的评价是：“提高了军民对抗战的认识，坚定了必胜信心”，不过“包含着抗日和反共的双重意义”。（《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11―20页）有的著述认为，南岳军事会议注意游战争的作用，正面战场主力部队虽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决定分期轮流整训，现有的部队三分之一配备敌后担任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抗敌，三分之一抽调到后方整训，对此评价是：上述的指导方针和相应的各种军事计划无疑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贯彻始终，在反共逐步加剧的情况下，其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425―426页）对于抗日战争中期具体战役的战略战术指导经验教训的总结，各种著述说法不尽一致，或各有侧重。如对南昌会战有的著作认为，南昌失守是因为罗卓英指挥失误，第三战区未遵令早日集结兵力；反攻南昌战斗则为蒋介石等战略意图失误，血战一场收效甚微。（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68、174页）有的著作则列出《军委会桂林行营关于南昌会战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所述中国军队过失的要点均为战场临战指挥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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