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不等于“刺宋案”
袁世凯一方构陷陈其美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对政府的攻击；应夔丞及其党徒陷害陈其美的目的，是为了讨好政府，并寻找机会脱罪；袁克文杜撰情节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其父并非杀宋幕后主使。由于各方动机不纯，各种所谓陈其美杀宋的“证据”，极尽猜测、虚构之能事，完全与事实不符。
以上看法，我在关于应夔丞和陈其美的专题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证。至于有人说孙中山是刺宋幕后主使，不过是一些不了解该段历史的人的无稽之谈而已。
再进一步说，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只要我们将各种证据认真研究一番，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宋案”其实是由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构陷“孙黄宋”、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一系列环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刺宋只是最后一步。
可以肯定，唆使应夔丞刺宋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非黄兴、陈其美，更非孙中山。那么，接下来需要搞清楚的，就是洪述祖谋划刺宋背后，是否有袁世凯、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二人或其中一人主使？对此，百余年来的看法几乎没有真正变化，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没能将“刺宋”真正置于“宋案”全局当中来分析。多数人只关注“谁是刺宋主谋”，而忽略了对刺宋之前各环节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证，结果便是视野受到了局限，“刺宋案”研究也走进了死胡同。
而我们会发现，袁世凯虽然主导了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两事，并且主使洪、应以阴谋手段陷害“孙黄宋”，但与洪述祖诱使应夔丞杀宋，以及应夔丞要求以低价购买公债两事却没有关系。赵秉钧在收抚共进会及解散“欢迎国会团”二事中只是边缘人物，而后意外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很快又中途退出，对于洪、应谋划杀宋，他更是全然不知。
相反，洪述祖不但是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及构陷“孙黄宋”的主要谋划者，而且在构陷阴谋未果后，又假托中央“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夔丞将宋教仁杀害。可以说，洪述祖是“刺宋案”唯一主谋。应夔丞则为获私利，在所有环节都与洪述祖密切配合，或出谋划策，或付诸实施，但又在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一事上食言，从而导致洪述祖转而实施“燬宋”计划。
在厘清上述案情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后来“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是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以及不同时期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宋案谜团之所以一直无法解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赵秉钧在该案中的本来面目未能得到合理还原。
袁世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本来与“刺宋案”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为了防止“宋案”其他案情在法庭公开，从而给自己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更大冲击，他不仅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起来，而且极力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这样一来就使他有口难辩，再也无法撇清与“刺宋案”的关系了。可以说，他是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我在论证“宋案”中之袁世凯、赵秉钧及洪述祖的系列专题论文中，都有严格考证。至于其他尚未充分展开的议题，打算留到正在写作的“宋案”书稿中进一步讨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后，当时的报纸披露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案情调查进展的反应。激进革命党人眼中的这位“幕后主谋”向属下抱怨说：
“至应、洪二人之关系如何，则余不深知。余独记应夔丞未就捕时，洪述祖曾为之请功，余殊讶之，岂知应、洪与宋案俱有关系……方今内忧外患，日岌岌未已，偏偏又闹出这样怪事，此主谋人真是可杀，可杀。”
去年以来，我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考定袁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乃“刺宋案”唯一主谋。问题是，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洪述祖，为何甘愿冒此天大风险，去犯下一件令临时大总统头疼不已的血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又所为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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