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刺宋案”:民初政坛鲜为人知的内幕

2017年4月19日07:57:26历史解密1,337阅读模式

洪述祖“前史”

研究“宋案”一定要研究洪述祖,而且要从他的早年经历入手。他的早年经历其实相当丰富,他自己还有别的地方都留下了一些史料,但了解这一点的人却不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原名不叫洪述祖,叫洪熙,民国以后的人,包括今天的研究者在内,对此不太清楚,即使看到晚清时期有关“洪熙”的材料,人们也不会将他和洪述祖联系起来。

据现有材料来看,大概在1895年后,“洪熙”这个名字渐渐用得少了,经过戊戌变法,已基本看不到(原因下面再说)。故“刺宋案”发生后,各界纷纷追索洪述祖的过去,却没有任何一张报纸提到过“洪熙”二字,说明时人已将他前后期的历史割裂了。

关于洪熙也就是洪述祖的出生年份,网上以及一些书籍、文章当中有各种说法,基本上都是错的。他准确的生年应是1859年,与袁世凯同岁。他曾以“洪熙”之名落款,为其于1893年去世的母亲写过一篇很长的行略(大概作于1893到1894年之间),详细讲述了他的家庭情况,包括他早期的读书和谋生经历。这份重要资料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学术界尚未有人注意和利用过。

据这份行略所述,洪熙的父亲名洪金贡,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初六日,在老家常州抵抗太平军的巷战中战死。城破之际,洪家一门16口全部投水自尽,只有他和母亲侥幸获救。那时洪熙只是9个月大的婴儿,因此他出生于1859年,确凿无疑。

洪述祖的儿子洪深,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现代剧作家,这很多人都知道,但谁又能想到,洪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洪熙的高祖是清乾嘉年间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年)。尽管洪熙幼年失怙,他母亲和叔父却从未放松地督促他读书,并时常以洪亮吉幼年苦读的故事教育他。所以,洪熙十一岁时,便已将“四书五经”读毕。青少年时期的洪熙所走的路,与同时代一般读书人差不多,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20岁那年中了秀才。可惜接下来时运不佳,至少5次参加举人考试,皆名落孙山。期间,为了谋生,洪熙四处游幕,先后在江西学政陈宝琛、江西巡抚潘霨、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以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多位重要官员手下做过幕宾。

洪熙在刘铭传幕府的经历最为独特,本来是座上宾,后沦为阶下囚。原因是刘派他去英国接收台湾所订两艘商船,事后发现他借机挪用公款。同时,台湾省机器局委托他在英国代购设备材料,他又从中吃回扣。刘铭传向朝廷上奏揭发了其不轨行为,结果他不但被革去候补知县之职,且关进台中淡水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直到1893年,也就是他母亲去世那年才出狱。这段经历在上述行略里提及,当年的《申报》亦有所报道,刘铭传上报此事的奏折也找到了。洪熙一案,最后是在继任台湾巡抚邵友濂(1891~1894年在任)手上了结的,他获得释放,递回原籍常州管束。

以上是甲午(1894年)以前洪熙的主要人生轨迹,不可谓不曲折,但他更重要的际遇,还在后头呢。

袁、洪之渊源

1894年,出狱后的洪熙跑到天津投奔他的常州同乡、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适值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摩擦不断升级,战事一触即发,盛宣怀负责协助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他于这年夏、秋两次派洪熙到朝鲜(第一次去汉城,第二次去平壤)帮忙办理电报事务,以保证战时线路畅通。第一次到汉城时,洪熙见到了清廷派驻朝鲜的代表袁世凯。

说来也巧,那会儿袁世凯恰好生病,盛宣怀写信跟袁说,洪熙懂医术,可以让他给看看,洪袁二人就这样结识了。不久,洪熙参加平壤之役,负了枪伤,随清军撤回国内,在奉天(今沈阳)又一次见到袁世凯,袁从朝鲜撤回后,正负责在此办理军需。袁对洪的才能很是佩服,曾写信请盛宣怀对其多多关照。有关洪熙在甲战争午期间的经历,当时及后来都有很多负面传闻,比如说平壤陷落是因为他竖白旗投降,卫汝贵、叶志超不战而败,狂奔数百里退过鸭绿江,也是他出的主意,等等。甚至有人以此为素材,写成小说传播,这让洪熙名声大坏。但事实上,这些传闻并无可靠根据,我曾在《史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予以辨正。不管怎样,种种不利传闻对洪熙造成了困扰,故甲午之后,他渐渐不用“洪熙”这个名字,而改用“洪述祖”了。

洪述祖从奉天回到江苏,靠行医谋生。此时维新思潮逐渐兴起,他到了上海,与维新派人物如梁启超、汪康年、陈季同、郑孝胥、陈炽等均有交往。他与陈季同(清末外交官,曾为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僚)等创办大中公司,准备招股兴建苏沪铁路,因受李鸿章、盛宣怀阻挠而未果。他反对缠足,主张戒鸦片烟,改革练兵制度,还曾与陈衍(亦为刘铭传治台时幕宾)等创办《求是报》。他跟郑孝胥交往最密,郑的日记里多有记载,郑对洪的评价是:“诚小有才之邪人。”庚子事变时期,洪述祖又成了苏松太道余联沅的幕僚,余是“东南互保”的重要人物,洪作为幕僚也参与了谈判。余旋调任浙江巡抚,洪继续跟随,协助余处理过去累积下来的法国天主教、耶稣教教案,这在余联沅给朝廷的奏折里提到过。

余联沅于1901年去世,洪述祖一时失去了信任重用他的“恩主”。此后一段时间,他的踪迹尚待考证。1903年到1905年之间,洪先后在湖北汉口清道局、警察局任职,参与了汉口警察的创办,并一度担任汉口警察第二分局局长(这与日后卷入“宋案”的袁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直隶致力兴办新式警务的经历有点类似)。此后他又回到上海,协助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筹划建筑安徽全省铁路,任安徽铁路公司驻沪坐办。这层关系,源于他早年由刘铭传派到英国接收轮船时,李经方刚好在英国做清廷外交官,二人就在那时候结识。1907年,清廷任命李经方为驻英国公使,野史记载说,李曾将洪列入随员名单,但军机大臣瞿鸿禨认为洪之前名声恶劣,影响不好,故李最后将洪从名单中去除了。

1907年底,洪述祖以试用道身份到了直隶,先后在洋务局、印花税局办事,后又担任井陉矿务局总办一年多。该矿为中德合资,洪述祖曾与德方签订借款合同,结果被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参,称他擅自与外人签约,将其革职。故1910年底前后,洪述祖不得不闲居天津,他有自己的房子和四个小妾,过着奢华生活,可见确实从官场上弄了一些钱。当时赵秉钧也在天津,他是1909年从清廷民政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位置上退职的,洪、赵两人从此便有了交往。

袁世凯自1908年遭罢免后,即回老家河南彰德(今安阳)“隐居”,但袁洪二人仍然保持着联系。袁将洪视为至交,曾请其和严修(近代教育家,南开学校主要创办人)一起,帮忙照顾正在天津读书的袁年幼的儿子。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袁世凯重新出山,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洪述祖又为袁世凯应对清廷和南方革命党出谋划策,二人关系更加紧密。

这就是卷入“刺宋案”的洪述祖之“前史”。理清了他与袁世凯早年微妙的私人关系,对理解洪述祖在“宋案”中决意为袁出头,竭力“燬宋”的举动,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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