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与“狗”
初看之下，洪述祖主谋刺宋，主要是为了讨好袁世凯，消除对袁威胁最大的政敌。但洪一开始并没有必须杀宋的强烈动机，直接指挥行凶的应夔丞情况也一样。细究之下，洪、应最终决意杀宋，是因为应骗了洪，致使洪无法拿到损毁“孙黄宋”等人名声的黑材料，难以向袁交代，洪这才转而唆使应杀宋。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实由于洪述祖与国民党特别是宋教仁在政治主张上的严重分歧。国民党方面一直认为，像洪、应这类“爪牙”没有自己的政见，故没有杀宋动机，只有真正与宋在政治理念和实际利益上发生冲突的袁，才急于杀宋。今天看来，国民党这一判断很成问题。
洪述祖对宋教仁主张的“政党内阁”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国民党不过在搞“党争”，为的是排除其他党派异己，实现一党独大，那不叫共和，叫“共争”。这一点，在“刺宋案”后洪述祖发表的通电中讲得很清楚。洪依附于袁，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得势，意味着袁世凯失势，也就意味着洪述祖等人会跟着倒霉，袁、洪是利益共同体，威胁到袁也就威胁到洪。这才是他下决心“燬宋”的最重要动机。
从更高层面上看，“宋案”实际上是辛亥鼎革以来，官僚党与革命党对抗的延续，其根源在于南北合一后的民国，前清旧官僚与立宪派势力仍很强大，他们不会坐视宋教仁及国民党的政见实施。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宋教仁，其他采取同样主张的人也会受害，此乃各派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刺宋案”前后，国民党一派还有不止一个人被杀，只不过他们远不如宋教仁名声大、地位高，故舆论关注不多而已。
为什么同样受到了宋教仁及国民党政治上的冲击和威胁，洪述祖决意杀宋，而袁世凯却大呼“此主谋人真是可杀，可杀”呢？原因很多，最关键在于，袁世凯的地位与洪述祖不同，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政治手段也不一样。袁世凯有很多招数、资源，他要对付政敌，不必直接杀人，而洪述祖和应夔丞就不同了，只有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
民国初年涉及袁世凯的若干重大争议事件，大多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解读。比如1912年2月底的“北京兵变”，历来都看作是袁幕后指使，以便回绝南方革命党让他赴南京就职的要求。但别忘了，袁世凯已经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了，他必然要通盘考虑南北统一的问题，这是他的使命，而不能像原来当直隶总督或北洋大臣那样，只考虑北方那点地盘上的事。史实表明，袁本人并不抗拒南下，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全局观，作为临时大总统他就是不合格的。
而袁身边的人，比如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不会像乃父那么想了。袁克定不在其位，无须考虑南北统一问题，他更关心的是，如果老爸南下，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曹锟等人也担心，南北政权合一后，北方系统的军队及官员，不迟早面临合并裁减吗？那样的话，自己的权力必将受损。因此，袁克定和曹锟等才会联合起来发动兵变，阻止袁世凯南下。袁身边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身份地位、利益所系是相符合的。“宋案”中袁、洪之间心态和手法的差别，也可作如是观。
我在课堂上讨论到这一节时，曾给学生打过一个不大好听的比方：袁、洪二人都讨厌宋教仁及国民党，而袁是主人，洪相当于袁的一条“狗”，袁对“客人”宋和国民党的做法不满，双方闹矛盾，“狗”是很忠诚的，一看主人不高兴，扑上去就咬“客人”。但袁作为“主人”，却不会如此待“客”，因为他有很多更阴柔的解决方式，而“狗”毕竟不是人，想法过于简单。宋教仁被洪述祖和应夔丞合谋刺杀，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形。
我计划以上述研究为纲，为洪述祖写一本书，因为百年以来，不光普通公众，连近代史学界也未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的历史。当年的报纸追溯洪的过去时，多为道听途说，不免以讹传讹，甚至于一味谩骂，那都不是可信的史料。真实的历史往往如此，紧要时刻有些看起来并不很起眼的人物，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进程，这种人也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从“二十一条”交涉内幕说起
前文提到，当过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的曾彝进，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主要记述1915年上半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方签订“二十一条”前后，他所了解的政治、外交内幕，很多细节为一般史料所未载。
据曾彝进透露，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后，袁立即派总统府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日，走访元老派松方正义，探听消息。后又派政事堂参议金邦平去日本活动，再次走访松方，进行幕后交易。袁世凯设想利用日本元老派与大隈重信内阁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在外交谈判中讨价还价。
但因为曾彝进的特殊身份，文中不免有为袁辩护乃至吹捧之处，所述种种又像野史奇谈，且只是“孤证”，学术界多不愿采信。而我经过与北大收藏的曾彝进留存档案作比对后发现，曾氏《内幕》一文所言，可信度相当高，让我们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真实情形，有必要重新审视。
关于这个问题，我即将发表论文加以详细探讨，若干主要观点，与以往针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研究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并非只有一般所讲的外交部这一“明管道”，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暗管道”，即总统府管道，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尚未详细论证过。另外，我相信“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稍后筹划复辟帝制，也没有直接关系。这篇论文还没正式发表，但有看过的人觉得“有美化袁世凯的嫌疑”，我想这不能算是学术评价。我全靠史料说话，证据都在那儿摆着，如果不能正视，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虽然我对北京兵变、“宋案”、“二十一条”交涉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并有一些与前人和当今学界不同的看法，但还不能说现在就可以重新评价袁世凯这个人。袁在前清时期有大量活动，涉及很多焦点事件，民国初年也有一系列重大活动，要对他进行总体评价，必须全面深入研究他的一生。即使仅仅是评价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我承认还很困难，至少复辟帝制那一段，我还没有深入考察呢。
具体到我们这次讨论的“宋案”研究，我会在一系列已完成的论文基础上，写一本书，至今已完成了约9成的工作量。未完成的部分恰恰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宋案”留下的教训？对袁世凯及国民党双方，“宋案”到底产生了哪些真实而深远的影响？
我相信最后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像传统革命史观那样一边倒地痛斥袁世凯，也不会简单否定或肯定“二次革命”。我期望读者读了这本书，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史及相关人物，会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及近代教育文化史，著有《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等，近年来主要从事民初政治史研究。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经作者本人审订。感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胡永恒先生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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