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瓜”一词之用，也是作者个性语言特色的展现，在成语、方言、俗谚，乃至虚字和标点的运用上，他有自己的讲究，因而他所用的句式，也会与他人有别。比如，关于成语和俗话，他说：
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他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语言与生活》）
所以，通观本书不难注意，有些常见用语，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面面相觑”和“咬牙切齿”等，不会现于他的笔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语，也和通常所见有别，如“羞恼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皱眼”）和“挨家按户”。
至于方言俗语，他的运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闻必录”的，比如他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将这个俗语加以改造，说成“睁一眼闭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句）。但是，他究竟如何“改造”，因为没有证据，还原时极难把握。如第二十八章写金三爷心态变化，有这样一句：“小事情不要打扰我，仨芝麻俩枣的，我，金三爷，就不麻烦迈腿了。”这里的“仨芝麻俩枣”，会不会是“仨核桃俩枣”，或“仨瓜俩枣”之变呢？或许不是，或许根本就是原译笔误，怎么抉择煞费苦心。最后，鉴于后面两种用法，既不见于本书，也从他其他的作品里找不到，索性老实尊重原译，不加任何修正了。
一般来说，虚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随便。老舍不然，他主张“……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在本书的虚字里面，“假若”、“假使”和“可是”最多，“如果”和“然而”几乎不见，也没有“但却”的用法，——他说过：“我不敢说像‘但却’之类的词汇是记者们发明的，可是不少记者的确爱用它，而许多中学生也跟着这么用。我希望《文汇报》的记者不再‘但’而且‘却’！”（《贺复刊》）。
他的语言运用，显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样，老舍用到语气词，尤其在对话当中，也不马虎。他说过，“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即使像‘的’、‘了’、‘吗’、‘呢’，这些词的运用也不能忽视。”而在本书当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用得很多的“呕”和“什吗”，几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一，但它们似乎已从现今人们的书面语里消失了，——还原的时候，要想法找回来，还得用妥当。
到了最后一次，亦即第四次译稿修订，则是对标点的调整。在原译稿中，老舍用得频繁的惊叹号很少见；他节制而用的破折号，却用得极为普遍。为了与原著保持“形似”，我参照老舍的写作习惯，尽量对部分标点，作了相应替换。
有人说翻译老舍，——不管是“复译”还是“回译”，犹如修缮古代文物建筑，要有修旧如旧的工夫，做到亦步亦趋，无过雷池一步；文字要尽量模仿老舍，甚至追随他擅长的北京方言俚语表达习惯。这是个过高的要求。照此而行，也容易使译者陷入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翻译”，让译稿中出现老舍不用，至少不会用在《四世同堂》中的土语，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嫌疑了。这也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更在意译文的忠实和准确，不会允许自己违背史识，擅自换“太阳旗”为“膏药旗”，改“青天白日旗”作“国旗”，以“中华民族万岁”代“中华民国万岁”。我知道，尽管注意到这些或表或里的问题，用字造句花足力气，也不一定保证自己的语言，能够化作完美的老舍笔墨。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
在定稿前夕，我又想起这样一段话：
“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节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
这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为以哈考特版为底本所补译文字，所写下的肺腑之言。现在，目前的这个新译稿，使得老舍的原作，达到了一百〇三段。尽管它不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完成的手稿的全部，但我相信，也衷心祈望这个本子，能让新一代的读者，更进一步接近老舍原著。这勉强也可以说是对老舍蒙冤辞世五十周年的一点微薄纪念吧。
赵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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