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
俄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不与政府合谋”的传统，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立场使俄国文学界大师辈出，在十九世纪文学家充当着启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导致文学一枝独秀，使俄国文学曾有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之称。十月革命和接下来的三年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凋敝化”更加严重，完全丧失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554页）。1921年新生政权度过了最紧张的关头，对社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一劳永逸的镇压，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统统赶出俄国以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列宁曾经许诺的在外患清除以后放松专政的阀门。人们总认为内战期间压制民主是为了保证非常时期的一致对外性，等形势缓和了自然会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另外，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领域的“多元”局面有一定恢复。当时虽然也有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但由于列宁去世后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产以及“权力真空”的集体领导时期，使布尔什维克处在“这样试试，那样试试”的摸索阶段，因此出现了一时间昙花一现的“自由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文学试验”期（第3页）。托洛茨基说，“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一度令知识分子充满希望，但是这种短暂的“文化复苏”还在“孵化期”时就戛然而止，“新雅各宾主义”的“猎巫运动”（138页）接踵而至了。所以后来的俄国知识界将二十年代中期视为“祖国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美]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7页）。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总是说他们的“精神食粮”来自“俄国”，来自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他们是属于俄国的，从来不说他们是属于苏联的。
1928年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后，却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早产”的俄国革命指望“世界无产阶级”的“后续行动”的希望落空，苏联的“孤岛”生存意识格外强烈；另一方面，斯大林通过剪除异己方式的“善良淘汰”机制，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这种党内斗争的绞杀既没有党内基础也缺乏民意支持。在斯大林自感到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斯大林把自己化身为党的“真身”，他高举着“决不允许分裂党”的“革命惩罚之剑”，砍向所有敢于违背其意志的个人和团体。可以说从那时起，苏共的历史就成为从“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以革命的名义操纵民意，“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马恩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302页）。
俄共（布）早年在革命党、反对党时期争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让位于实用主义的权力斗争，无产阶级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宪政目标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新政权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向比原来所推翻的沙皇专制更强大的“新专制主义”演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必然形成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政权的暴力手段从对付敌人发展到对付“灰色地带”，再扩展到对付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不但可以压制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而且这也开始扩展到无产阶级了。这个政权对人民的强制约束力和汲取手段甚至超过了它所推翻的对象。它实际上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只不过是“颠倒”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从旧制度“抄袭”来的，而且是旧制度不堪的一面。
在权力吞没理想以后，理想中的反专制、争民主的目标与革命后的政治现状形成绝妙的讽刺。革命后当人们认为宪政民主唾手可得时，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标又被“妖魔化的外部环境”和需要强化党的领导无限期地推迟。执政者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的领导、国家的强大对立起来，把自由价值当作国家的心腹大患，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精神层面的“多元”会对国家造成危险。虽然掌权者心知肚明，苏联的国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分离。正如伯林在书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不仅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信念与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131页）
那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者，拿到权力以后就开始铸造新的国家机器，他们把自己等同于权力，并要求一切利益、一切要求都必须服从于“一党专政”的“新式专制”。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就曾经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1页）。苏维埃政权蜕变的“热月”完成以后，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始终没有丢掉老祖宗的“名号”，他们竭力想把这个政权塑造成马克思主义体系下的“正朔”。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联系起来，但是倘若这仅有的一点继承关系都没有了，不但合法性的失缺会更加明显，社会动员也会师出无名。于是斯大林主义就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实际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门形而上学，变“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152页）。强制性的政权需要民众绝对地“俯首帖耳”（137页）和充当统一机器上的“螺丝钉”，至于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革命动员时的理想目标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政治化诠释”的意识形态转换，可以在空头许愿的理想主义大旗下，“通过强制来确保人们对这一套教条的遵从”（132页）。斯大林懂得，革命热情可能会转瞬即逝，纯粹的宣传动员与影响又缺乏物质保障，只能依靠频繁地动用专政机器，所以革命后倚重强制手段成为一个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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