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此即彼的两维图像
在布尔什维克话语霸权下，建立起了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维图像的叙事模式。他们自己代表绝对正确的革命一方，而对立的一方是绝对反动和邪恶的，是没有理由生存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伯林却认为，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手段是专制的、暴力的、不人道，这种运动就是专制的，以撒旦的名义杀人和以耶稣的名义杀人，其结果都是杀人。没有一个许诺短期的专制可以换来长期的民主自由的组织和制度不是专制的，那些要在最终目标上为自己的现行专制行为寻找辩护理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标准的专制主义者。伯林说，自由不会因为牺牲而增加，“一种牺牲不会增长被牺牲的东西，牺牲自由不会促成自由，无论这种牺牲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需要和补偿，都是如此”（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130页）。换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获得了“以正当的理由干下流勾当的权利”，那些在群众运动中大声疾呼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愿意住在自由社会的人。他们渴望终结“人人自由的社会”，因为在每个人都拥有同等自由的社会，革命者的作用便无处施展，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罗尔斯也说，人类的最重大的冲突，都是在至善、合理、为大众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结果却并没有使人类远离恶行和仇恨。革命后的苏俄没有能够逃脱这种“内在规律”的历史宿命，它从反抗暴政走上了革命的反面。
于是就有了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预设和相互关联的三个目标：第一个预设是，因为一时间布尔什维克没有在心理上做好承受自己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准备，所以把外部环境“妖魔化”在所难免。在他们看来，苏维埃俄国处在“一圈满怀嫉恨的敌人的包围圈中”（91页）。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国家的生死存亡就上升为压倒性的国策，孤立的恐惧迫使他们与自己心目中的“被包围”图像做紧张的斗争。第二预设是对斯大林的神圣化。斯大林领导的“党是从来不犯错的”（106页），在党面前个人和团体只有服从的义务，任何质疑和不信任都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恶意，应坚决消灭之。
至于三个目标是和这两个预设套在一起的：首先，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的领导地位是绝不能动摇的。因为这个体系除了斯大林“这样杰出的管理大师之外无人可以操作”（111页）。他像“神”一样具有领路人的作用，是可以控制和改变自然规律的，是可以领导苏联穿透历史法则的发展阶段，人为地使俄国进入超越西方的社会模式。这种目标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俄国十九世纪以来“激进主义”急于追赶西方的紧迫感，既可以释放俄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愫，又能满足他们的“弥赛亚情结”，同时培养出一种国家性质的“集体无意识”。
其次，从“大同社会”观念出发，苏维埃国家推导出一种“见异思齐”的“一元论”理论。所有的人都被视为建筑社会主义大厦的材料，国家要用“专政”的刨子刨掉“材料”的棱角，把他们塑造成所需要的形状。因此作为“材料”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党和国家的面前“搭上多少受害者都不算够”（102页），因为如果国家不强大，渺小的个人要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呢？第三，因为“合法性”缺失带来的压力，对自己竞争对手的提防一刻也不敢松懈。一直以来，被想象夸大的和“自我封闭”的“一国社会主义处在敌对包围圈中”的外部环境，既是党内斗争的武器，也是社会动员的理由。以外部压力的借口来控制整个社会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基本方针。新政权成立以来的每一个胜利都被看作是战胜“想要颠覆新政权”的魔鬼阴谋的胜利。在敌对世界中保持国家强大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内外大政方针必须以“发展重工业”的“要打仗”着眼。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苏维埃国家不是为了国民今天的幸福、自由和自治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战斗而存在的，这样做是为了遥远的“幸福”，换作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现在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为了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当时的执政者一直在宣传这样两种观点：第一，杀剥削者、杀党内反对派、杀阶级敌人都是为了地球上一切受苦人的幸福。苏联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我离开家乡去杀敌，为的是夺回土地还老乡。”这里面的讽刺意味一望便知，老百姓们说，我们更关心自己的眼前和当下的利益，我们的父兄们远离家乡打战，能争来的实惠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牺牲相比。第二，因为敌人随处可在，在敌我对峙的环境中，民众既没有辨别能力也缺乏自我约束力，是不可以放纵“自治”的，是需要严加“管制”的，而“仅靠和颜悦色是管理不住的”。“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独立思想消灭于萌芽状态”，“苏联的整个生活模式——所有的集权国家仰仗的都是不停地规训和一刻也不放松地管制”（105页）。统治者“真诚的相信剪除政治躯干中腐败枝干仍是他们神圣的职责”（139页），只有剪除了异端才可以保持教派的“纯洁性”。可以说，党内的“独裁化”与社会上的“政治一致性”基本上是同步的。如前所述，斯大林的统治哲学是，与其让人信服不如让人恐惧。要说“权威要素”并不是斯大林的创造，这是属于列宁的独特贡献。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时期，列宁就认为党的领袖如同“老大”和“教父”，必须“要求它的成员向圣坛贡献出他们所珍爱的一切（物质利益、道德原则、私人关系），对温情的道德越反叛越厌恶越好”（132页）。作为“后学”的斯大林只不过是“权威要素”的发展者和具体落实者罢了。
为了贯穿“政治正确的一致性”，“真理”的内涵被抽空而成为权力随意摆布的“婢女”，从此以后只有“钦定”的真理才是真理，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代表“真理”，国家的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只不过是领导意图的猜测者或注释者罢了。在党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情况下，可以下令让舆论界制造出有利于这种体制的“真理”，在一切场合不断地重复、反复灌输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过的真理，从而形成苏联的意识形态。除了驱逐出境的大批人文知识分子以外，国内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但被边缘化，而且随时都可以被扣上“专政对象”和“反革命”的帽子。在沙俄时期扮演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被列入“有罪者”的行列，他们被看作是“邪恶的巫师”。接下来便要展开针对知识界的“猎巫”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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