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
伯林认为，大清洗和整肃知识分子对苏联文学界的改变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大崩溃”，那“简直就是另一次圣巴托罗缪之夜”，其残忍度只有“遥远的西班牙宗教审判”可与之相比（6页）。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万能”的政权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他们丢掉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丧失了往昔的道德标准，“于是不再有争论，不再有人们的思想骚动，接下来就是死水一潭的顺从”。斯大林“摧毁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的活力”（142页）。“猎巫运动”以后俄国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探索直线下降，“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集体创作的”（130页），以至于文学家一听到“个性”这个词就“不寒而栗”，“人们对苏联作品的真实质量不抱什么幻想”（37页）。苏共二十大以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在遗言中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界进行了控诉，并对自己助纣为虐表示忏悔。他说，我们的文学家在当局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十八卷，108-109页）。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拥挤在什么考古、古文字或应用技术之类的远离政治的“冷僻”领域和实用领域里，因为“标准化”的技术专家生存空间要比人文知识分子大得多。所以技术官僚大行其道，以至于那里人满为患，相互内耗，产品中垃圾居多，有价值的创造不足百分之二十，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百分之一。俄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空白”（136页）。“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一个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芜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53页）。作家们都自称是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人”。
赫鲁晓夫时代伯林又一次来到苏联，与战后的1945-1946年相比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伯林所接触到每一个官方人士都承认，“过去是极其恐怖的”，而现在他们“对新的自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115页）。1954年以犹太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为标志，人们以为苏联文学史上的“解冻”时期到来了（1954年9月23日小说《解冻》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害怕失控以及统治阶层的思维定势，刚刚打开的闸门又被关上。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承认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5年，138页）赫鲁晓夫出于保护自己和整个统治阶层的需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政策下被它的惯性拉回到原来的框架内。苏共二十大揭示体制弊端的改革刚刚迈步就浅尝辄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已经积淀很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深刻的裂痕。
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其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麦德韦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1980年，284页）。苏联对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代的驱赶，三十年代的镇压，五十年代的改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收买和钳制，已经把所谓的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的不自由”，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知识阶层明显地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122页）。从言谈举止中人们“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成功的权力追逐者，哪些是他们的牺牲品，甚至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种手段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与此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苏联的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是一般强硬、冷酷、好斗，是国家之上的‘无产阶级’无赖，他们憎恨一切广义上可以称‘西方价值’的东西，甚至憎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121页）。用曾当过苏联作协主席的西蒙诺夫的话说：俄国作家前所未有地步调一致，“我们的作家必须排成密集的队伍，齐步前进，凡是离队跑到路边去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正如伯林所看到的，知识界因利益不同而发生了分化，“某些知识分子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人行动迟缓而不情愿，另一些人则知足长乐、因自己的能干而得意洋洋）”（143页）。
那些“既得利益者”有自己独特的说话口气、长相、衣着，他们相信一套表演术，自认为善于控制这种表演，并以此迎合观众。这套表演已经明显地与他的整个自我表述方式密不可分，甚至对自己也如此表演（153页），这种人要么是“半个变节者，是政府的工具，要么本身就是无耻的政治操纵者和煽动者”（155页）。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熟练且乐此不疲地重复着烂熟于心的那套话语”，让它成为“维系整个苏联的唯一粘合剂”（122页）。官方的知识分子是“玩世不恭的牧师”（150页），他们的语言是“麦克风”语言和“书面文体”，是华丽词藻堆砌的空洞和“废话”，是充满了“水分”、需要晾干了听的“无效”的表演。他们实际上有没有生命都值得怀疑，他们像枯燥乏味的机器一样，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连自己也没有办法感动的内容。伯林说在这种意识形态讲座中，“讲演者情不自禁的打哈欠，而听众则出于礼貌，用笔记本遮住脸，好不让讲演者发现他们正在走神”（119页）。
而广大的民众以及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使用的是分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一种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报刊语言”，它是空洞无物的、连讲话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套话，但又不得不说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语体”。人们已经被“训练”出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最细微的变化（101页）和人事变动，好让自己跟上形势，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变换“关键词”。那些为“异端邪说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人现在都学乖了，公开文体已变得“狡猾”和曲折的“擦边”。
而另一种是给亲人的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的“自己人语言”和“日常的语言”。这是一种真实感情表露的心声，只有在这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罗斯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批判能力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与现实之间的“正相关”。
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当局因公开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引起了抗议浪潮，一元化的局面遇到了挑战。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代表萨哈罗夫说：“我们应该消灭社会的思想一元化，统一的思想体系按其实质是反民主的，是国家的悲剧。”（《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12页）这时期征集签名、书写抗议信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其实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并不在意当局是否接受自己抗议的内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一种藐视权威的姿态。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使苏联知识分子的签名活动达到高潮。当局对应的做法是开除、监禁、流放、投入神经病院或驱逐出境。从1971-1976年驱逐出境成为主要的惩罚措施，索尔仁尼琴就是1973年被驱逐的。
与此同时，地下出版物——“萨米兹达特”流行开来。“萨米兹达特”宣称，“我们也有权宣布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它以“地下出版物”的民间语体，把“私底下”的真实语言“公开化”，让它变成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语体。人们纷纷自愿地以类似传销的方式迅速扩散“萨米兹达特”。当时民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拿到“萨米兹达特”的人，除自己阅读留底外，必须要抄写散发出五份。到七十年代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建立“小型的、但活动力很强的反对派组织”（麦德韦杰夫等：《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121页）。随着1976年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的成立，持不同政见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分散的民族、宗教、人权组织联合起来，成为雏形政党。萨哈罗夫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1975年他在《我的祖国和世界》论文集中把苏联制度定义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党治国家”，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他提出修宪的要求，认为这不仅是苏联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广大民众的要求。萨哈罗夫认为精神自由问题不只是苏联人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与伯林历来对自由的追求不谋而合，所以伯林说，他从萨哈罗夫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的暗流涌动。
1990年伯林最后一次访苏，这时他已八十多岁高龄，但是仍能感到剧变临近。他去世时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体制已经垮塌，俄罗斯当时尽管仍在经历变革的阵痛，但他对这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仍然充满希望。总的看来，伯林这多次访苏见证了苏联体制兴衰的全过程，切到了它每一个时期的历史脉动。他的观察并非都那么准确，例如他对高尔基的看法笔者就不敢苟同，但是这些访苏报告对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心路的把握，仍然是许多学院式的“苏联文化史”论著所不及的。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