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毛皮贸易影响地缘政治的第二个显著表现，是英国与新生的美国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带一路”涌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从达官贵人的奢侈品，终于开始转向了一种根本性转变大清国运的舶来品——鸦片……
精明的洋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些专为中国特制的钟表便应运而生。
这些特供钟表，有的在时间读数上做文章，用“子丑寅卯”代替罗马数字；有的在雕刻工艺上做文章，用瑶池蓬莱代替西洋天使……搞出不少中国特色。紫禁城里的特供，当然更是登峰造极。配备了外籍技术人员的“做钟处”，根据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对西洋钟表进行特殊的改造。如1752年，乾隆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进行技术攻关：“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清档》，简称《活计档》)
英国人曾向乾隆敬献了一台能写字的机械人钟，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后来，又有人敬献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自此，对它们进行升级，书写满、蒙、藏字，就成为乾隆皇帝交给“做钟处”的技术课题及政治任务。1785年的《活计档》记载：“传旨：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著汪达洪(法国人)想法改写清语(满文)‘万寿无疆’四字，钦此。”
皇家的特供钟表精益求精，民间就未必了。中国人的奢侈消费，成了老外奸商发财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约翰·巴罗记载道，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认为，布谷鸟自鸣钟能在中国畅销，于是，定制了一大批，果然销路极好。但是，“这些木制的机械仅仅是为销售而非使用而造，早在这位先生带着第二批货到达之前，就都成了哑巴钟。”他的钟不仅卖不出去，先前的买主还威胁要退货。但是他灵机一动，不但安抚了先前的买主，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货的买主。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姿态告诉他们，布谷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才叫。他还向他们保证，合适的时刻一到，他们买下的所有布谷鸟都会再度歌唱。
巴罗没有记载最后的结果，估计精明的英国人捞一把之后，再也不会来推销第三批货了。此类糗事，对来自西洋的奢侈品行业，冲击自然不小。巴罗感慨说：“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华而不实的钟表，一度曾非常抢手，如今已无人问津。”
在巴罗看来，奸商绝非中国的特产，当欧洲人用特供品欺骗中国人后，“中国人有时以木制的火腿冒充真货欺骗欧洲买主，也只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不可否认，商人在中国的确“只要有机会、有办法，就会欺骗”，巴罗认为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于是荣誉感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存在于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这或许才是大清国回馈给世界的特供专品？
核心技术
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一台巨型玻璃枝形吊灯，要装饰在圆明园内。
这个吊灯，有数百个部件，相当复杂。英国人原先还想带着技师前来安装，以免没见过洋玩意的中国人出洋相。却没想到，两个中国工匠只用了半小时就将吊灯拆散，又用半小时顺利装上。
如此超强的动手能力，令英国人惊叹。
使团的贡物主管巴罗说：“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广州的一个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欧洲钟表，就成功地仿造出一只来……现在，他们以三分之一的费用大批生产这种精巧的机械……中国人的头脑聪颖敏捷，双手小而灵巧，天生就适合做精致的工作。”
巴罗说，中国的陶器、瓷器上的花纹虽然很难看，但如果从英格兰输出一种图案，广州的工匠就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复制出来，他们所上的釉色是他人无法模仿的。
但是，英国人也发现，中国人虽然有各种丰富的经验，却从来不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比如，中国人知道用装了明矾的竹筒在河水里搅动几下，水就会马上澄清，但却并不研究为何明矾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国人用蒸汽来软化牛角，制作那种薄而透明的大灯笼，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蒸汽被压缩之后的巨大能量；中国人从动物、植物和矿物中提取颜料，深谙调配的艺术，能创造所有的中间色，用最丰富生动的色彩染点他们的丝绸、棉布和纸张，却没有色彩理论；中国人很早就使用火药，却无法制造像样的枪炮……
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也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因为那是他们做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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