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友：谈洋务运动离不开李鸿章，可他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人物。真想听你吹一吹。袁：的确，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
友：这可是大怪论。难道主张把国土送给人还叫爱国？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１９１２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孙中山集外集》１６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１９１５至１９１８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２２５、２２８、２３６页。）
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
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５４６、５３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北京。）
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他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２１１页。）
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２１１页。）
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２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携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
他怎么说呢？
"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５０卷本卷之一第５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
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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